亚洲各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距大,数字科技发展将提供新动能
7月2日,博鳌亚洲论坛携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发布旗舰报告《亚洲金融发展报告——普惠金融篇》,并尝试建立了“亚洲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指标 (AIFIE)”。根据AIFIE综合指标,得分较高的国家有新加坡、韩国、阿联酋、以色列、日本、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巴林和哈萨克斯坦等,中国在亚洲国家中排名第七。
近年来,亚洲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已达到或赶超世界水平。然而,亚洲各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距依然较大,经济与教育等因素制约着基础账户覆盖程度。博鳌亚洲论坛是促进亚洲经济融合,为亚洲和世界发展凝聚正能量的重要对话平台。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期,论坛呼吁全球携手共同解决公共卫生危机和重大经济与社会挑战。此次的报告也旨在梳理和交流亚洲普惠金融的经验做法,推动亚洲金融发展。
具体而言,AIFIE指数评估了五方面因素,包括国家营商环境与政府效率、经济金融环境、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金融消费者素养与保护。此外,指标中还增加了“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这一主体因素。在将六个维度指标进行同等权重平均后,得出了最终综合指标。亚州27国样本中,综合得分最高的10个国家分别是: 新加坡(得分88,下同)、韩国(76)、阿联酋(74)、以色列(72)、日本(72)、马来西亚(67)、中国(62)、泰国(60)、巴林(58)、哈萨克斯坦(55)。其中,得分排名前五的国家均为高收入国家,可见国家发展水平越高,国家的普惠金融生态情况也越好。
普惠金融的概念由联合国于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提出后,已为世界各国所采用。近十年来,G20 领导人峰会通过了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多个倡议,全球和区域普惠金融联盟相继成立。亚洲地区地域辽阔,对普惠金融需求旺盛,但亚洲各国各国储蓄情况分化,居民贷款和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有待提高。因此,进一步发展普惠金融,是推动亚洲均衡、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经之路。
报告提及了亚洲各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距大的特点。在世界银行Findex 2017年样本国家中,地处亚洲的国家33个,其中账户拥有率最高的为日本(98%)、新加坡(98%)和韩国(95%),而账户拥有率最低的国家为阿富汗(15%)、巴基斯坦(21%)和柬埔寨(22%)。在亚洲没有金融账户的居民中,平均有14%的受访者选择“由于缺少必要文件”作为没有金融账户的主要原因。
开具金融账户的最重要文件便是居民的个人身份证证明。在亚洲一些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大量“无国籍人”并没有个人身份证明。而缺少个人身份证明文件一方面阻碍他们获取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也严重影响了这些人的其他基本居民权利,如就业、就医、获取社保、为子女办理出生文件等。其他类型的开户证明文件还包括个人工作证明、地址证明等。 选择“由于缺少必要文件”为没有金融账户的原因比例最高的国家分别为阿塞拜疆 (32%)、菲律宾(32%)和柬埔寨(28%) 等。
报告提及,这些国家进一步拓展金融服务可得性的方式便是进一步减少开户文件要求,实现便捷开户。另外,平均有13%的受访居民选择“由于金融机构太远”而没有金融账户,金融机构物理网点的铺设和运营成本昂贵,采取数字化金融服务可以部分解决金融机构物理网点覆盖不足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国家战略地位不断确立。报告称,2018年1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对普惠金融实施全面定向降准,国务院设立5000亿元人民币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中国银保监会等监督部门多次定向指导银行支持小微企业,国家政策对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另外,针对贫困地区,扶贫再贷款实行比支农再贷款更为优惠的利率,鼓励贫困地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合理确定贫困地区贷款利率水平。截至2019年6月底, 全国扶贫再贷款余额1492亿元人民币;在财税支持方面,主要政策包括对金融机构符合条件的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实行免征增值税、印花税,减征所得税,提高贷款损失准备税前扣除标准,扩大呆账核销自主权等税收优惠等等。
未来亚洲发展普惠金融,机遇与挑战并存。报告称,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普惠金融提供了新动力,帮助亚洲传统金融服务较为不足的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然而,亚洲减贫任务依然艰巨,各类金融服务供给差异显著,技术创新带来数字鸿沟和安全性问题,征信体系有待完善,普惠金融评价体系有待改进。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对亚洲各国继续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提出五大建议。首先,制定全局战略,完善普惠金融治理体系,鼓励和动员各部门与社会各界积极合作;其次,共同建设高质量、多元化的金融基础设施,继续推动完善征信体系、支付体系、动产抵押体系、数字信息与通信技术等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推行“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商业导向,关注并满足中小企业和特殊群体的真实需求;构建健康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体系,鼓励监管部门主动利用“监管沙箱”寻求技术创新与风险管理的平衡之道,遵循《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关注数字安全、数字鸿沟、消费者保护等问题;最后,加强亚洲地区普惠金融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好“一带一路” 倡议等区域和全球化动议带来的各国协同发展机会,充分发挥国际机构促进跨国交流、经验共享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