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凸显数字普惠金融作用，博鳌云端开会为亚洲各国支招
小微企业的重要性及其面对的困境，已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金融机构和社会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
7月2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携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举办了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线上圆桌会，并发布旗舰报告《亚洲金融发展报告——普惠金融篇》（下称《报告》）。
《报告》首次推出亚洲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指标，对27个亚洲样本国家普惠金融生态体系进行客观评估，总结了中国、日本、韩国、印度、蒙古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的生动案例，并提出包括构建健康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利用好“一带一路”等区域和全球化倡议协同发展等政策建议。
与会嘉宾指出，普惠金融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扶持中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提升社会福祉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普惠金融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普惠金融更在及时、精准提供无接触金融服务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发表主旨演讲时预计，后疫情时代，用户会更加认同无接触式金融服务，金融数字化转型可能会进一步加速。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各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征信系统、反洗钱系统和金融服务技术标准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要重视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小微企业困境成为亚洲各国关注焦点
由于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不同，亚洲各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也呈现显著差异。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AS（金融服务可得性调查）提供的有限数据，《报告》获取了亚洲十国中部分国家的两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指标：首先，中小企业拥有贷款账户的比例，代表着一国中小企业所获金融服务的广度；其次，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体现了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深度；此外，采用世界经济论坛（WEF）对各国中小企业融资效果的满意度数据作为金融服务需求方的满意度指标。
《报告》显示，在亚洲十国样本企业信贷情况中，柬埔寨、沙特缺少FAS的中小企业信贷广度与深度数据，仅有满意度数据；韩国、马来西亚、中国仅有中小企业信贷深度数据和满意度数据；日本仅有信贷广度数据和满意度数据。从中小企业信贷深度来看，现有数据表明，韩国、中国、马来西亚表现较好。
“发展普惠金融，促进金融资源公平有效配置，则成为各方化解小微企业困境，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共识，在亚洲甚至全球，这一问题的解决无疑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和底蕴。”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理事长、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表示。
小微企业往往是社会就业和税收的重要贡献者，也是社会创新的主要力量。但在田国立看来，小微企业又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普遍存在缺信息、缺信用、缺资金，面对风险较为脆弱等问题，在与金融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易产生排斥性问题，所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始终成为全球性难题。
周小川表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小微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这一方面源于小微企业自身经营风险高、竞争力不强和资信不足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则与包括营商环境、金融基础设施在内的整个金融生态密切相关。
周小川称，多年来中国通过持续的制度变革推动普惠金融生态改善，花大力气改革农村信用社，增强服务农村小微企业和农户的能力，逐步建立起大中小型金融机构都参与进来的多元化、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同时，加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之下，亚洲范围内各国的民间合作越来越频繁，互联互通正在增强。
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在会上介绍，疫情期间，作为纺织业大国的孟加拉国，已有超过150万没有银行账户的纺织工人用本地版“支付宝”bKash实现远程开户，超过150万的纺织工人首次用手机领到了政府津贴。当地政府还推出了免费健康险、在线发工资和助学金等一系列零接触数字服务。
《报告》建议，在亚洲普惠金融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大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人群的金融服务覆盖，提高正规金融机构对个人储蓄和贷款服务的可获得性。在中小企业贷款服务方面，应进一步提升中低收入国家贷款服务的覆盖广度和深度，助力中小企业做深、做实。
金融科技让经济末梢得到雨露滋润
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传统模式的颠覆式改变已是大势所趋。
“过去，大银行普遍把精力放在大企业身上，一方面做大企业贷款有规模效应，边际成本低而收益高；另一方面，方法上以建立正面清单为主，企业提交资料，银行审核，通过批贷。而小微企业融资的特点是‘短、小、频、急、散’，靠一笔一笔审批的正面清单很难适应效率性、专业性要求，再加上小微企业风险相对较高，不愿做、不会做、不敢做就成了大银行在面对小微企业时的真实状态。”田国立指出，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提供了转型可能和内生动力，通过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和云计算，金融科技赋能普惠金融，产生了业务模式和流程的裂变效应。
疫情更是加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井贤栋认为，疫情加速了数字化浪潮的到来，数字技术红利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无论在生活服务，还是在商业运营、数字公共服务领域，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田国立表示，未来，普惠金融将继续深化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着力数据资产的经营和信用转化，推动平台场景和生态建设，进一步体现银行的科技属性和社会属性。通过根植并融合大众市场，深耕草根经济，让经济底层和末梢能够得到金融服务的雨露滋润，以金融化方式整合社会资源，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发展，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金融服务实现了创新与融合，亚洲各国逐步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但消费者在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和优惠的同时，也暴露在本金损失、数据泄露、虚假宣传、欺诈、洗钱等风险当中。
对于上述问题，《报告》提出，亚洲各国在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新技术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的同时，亟须采取有效的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科技滥用，构建健康、安全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体系。
为此，监管当局可主动利用“监管沙箱”对新技术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的影响进行模拟实验；加强从业机构行为规范和责任能力建设，通过信息披露、风险提示等手段，提高普惠金融全流程的透明度；强化对信息科技风险、数字鸿沟和业务外包风险的管控，对科技企业等外包服务机构建立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和持续监测制度；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完善数字和隐私保护法律框架，加强对消费者金融知识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