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剖析武汉疫情对经济金融及政策层面的影响

【正文】

武汉疫情和“非典”疫情均具有短期性、局部性和暂时性等特征，因此本文的分析视角尽可能从短期出发，并充分借鉴2003年的经验，以供参考。

一、本次武汉疫情的影响将会大于2003年的非典

由于2003年与2020年的这两次疫情均始于中国春节之际（“非典”疫情在5.1前后集中爆发），且在病源、传播途径、潜伏期以及易感人群等维度上具有较高的可比性，因此2003年对2020年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2020年确认人数超过2003年基本是确定无疑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的大陆确诊人数已经接近“非典”时期，且按照当前发展趋势，确诊人数超过2003年将有极大可能，当然这也意味着大规模增加的可能性在逐步降低。同时2003年的“非典”疫情主要始于广东和香港等南部地区，而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始于长江中游核心城市武汉，考虑到目前交通的便利程度以及产业的互联互通程度远非2003年可比，因此继续扩散以及没有被发现的病例应该仍有很多，且影响和严重程度会明显大于2003年。

（二）2003年“非典”疫情持续6个月，2020年呢？

2003年的“非典”疫情从2002年12月一直持续至2003年6月，直至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取消对北京的旅行限制建议并把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上除名，“非典”疫情才算告一段落。不过从后续的分析来看，2003年的非典疫情高发期主要集中于2003年的4月26日至5月20日这一段时期（持续时间近一个月），当时我国内地累计非典病死率从4.40%上升至5.60%。因此如果对比2003年，则意味着目前很有可能正处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高发期，当然也意味着疫情可能没那么快结束。

（三）2020年与2003年外围环境对比

在外围环境上，2020年与2003年也有诸多的可对比之处：

1、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2020年1月份美国和伊朗冲突爆发，同时近期叙利亚问题也有所升级。

2、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2020年1月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正式签署，同时中国第二次入世的趋势亦非常明确。

3、2003年发达国家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将基准利率调降至历史新低。2020年虽然没有2019年那么夸张，但货币宽松的基调仍在延续。

（四）2020年与2003年内部环境对比

在内部环境上，2020年与2003年同样有一些可比和不同之处：

1、2003年上半年正是周小川刚刚出任央行行长（2002年12月）和尚福林出任证监会主席之际，同时也是人民币汇率正被WTO密切关注之时（2005年G7正式逼迫人民币升值）。

此外，2003年6月13日央行发布收紧房地产的相关政策《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121号文），2003年9月央行正式开启上调准备金率的进程，并于2003年底正式启动新一轮利率市场化进程。

2、2020年我国仍处于新一轮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同时人民币汇率似有重新进入升值通道的态势。不过与2003年不同的时，目前货币政策正处于宽松期，即LPR新报价机制正引导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而存款准备金率也在继续下行并正逐步向2003年的低点靠拢。

3、2003年正处于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银行业黄金十年的开启之年，2003年我国银行业的不良率高达20%（部分甚至达到30-40%），同时一些券商、信托等均在这一时期面临集体性行业整顿和重塑的新环境。对比2003年，2020年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即同样呈现处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时期，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也同样引起市场和监管部门的关注。

二、武汉疫情对政策层面的影响

（一）监管政策：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人群和行业有所倾斜

2003年“非典”疫情时，正是银监会脱离央行刚刚成立的阶段（成立于2003年4月25日），当时银监会还未正式履职，因此从政策层面来看，监管政策层面主要源于央行。不过对于2020年的武汉疫情，监管政策层面主要体现在银保监会发布的10号文上。具体来看主要体现以下几个领域：

1、支持线上交易与结算，这更加体现出互联网金融业务的重要性和趋势性。

2、加大对疫情地区的金融服务支持。

3、对受疫情影响的人群、行业与特殊企业要在信贷政策上有所倾斜，如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这里涉及到的人群主要为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这里的行业主要指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批发零售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

（二）货币政策：保障流动性合理充裕，延续货币宽松基调

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2003年的“非典”疫情使得紧缩的货币政策一度有所中断，但在“非典”疫情结束后，货币政策重新进入紧缩期，房地产政策开始收紧、准备金率开始上调、人民币汇率开始升值。不过和2003年有所不同的是，目前正处于货币宽松期，而此次武汉疫情应该说将会进一步延长货币政策宽松的期限，我们认为LPR下调将极有可能会在节后发生。同时考虑到2020年一季度没有MLF到期，且TMLF已经在2020年1月23日得以续作，此外节后将有超过万亿的OMO到期量（节前OMO操作频繁且规模较大），因此节后央行将会及时投放充足的流动性。

（三）财政政策：收支两端均面临冲击

武汉疫情对财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由于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物流运输以及批发零售等行业将会受到明显冲击，意味着相应的行业税收收入将会受到影响。同时随着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意味着财政增收的难度在上升。

2、由于医疗卫生、债务利息、车辆购置安排、地方财政补助以及社保保障等领域的支出会大幅增加，意味着财政支出也会面临较大压力。当然武汉疫情对财政的影响可能会有滞后期，具体影响有多大还需要具体测算，但影响肯定是存在的。

因此2002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大概率会提高2020年的财政赤字目标至3%。

三、武汉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一）延长银行间与交易所市场开市时间

2020年1月28日央行、国家外管局以及证监会决定将小额支付系统业务限额放开时间顺延至2020年2月2日，同时将延长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票据市场以及交易所市场休市时间至2020年2月2日。当然考虑到2020年2月3日开市后到期资金规模较大，央行将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及时投放充足的流动性。

事实上上述举措在2003年便有体现。2003年4月28日，证监会决定延长证券、期货市场"五一"休市时间，将原定5月1日至5月5日的休市安排改为5月1日(星期四)至5月9日(星期五)休市，5月12日(星期一)开市。

（二）“非典”行情的重现：股市上已开始有所反映且很有可能还会持续

2003年初机构投资者预期新一轮股牛行情就要来临，但是这种预期被“非典”疫情彻底打乱，“非典”行情也持续了一段时间，特别是在2003年五一假期之前的一个多星期，上证综指从1600点以上急速下挫至1500点以下，下降幅度高达7%。此次始于2019年12月的武汉疫情于2020年1月下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并引起市场出现恐慌情绪，同时在美国、日本、东南亚等经济体中也有所扩散。受此影响，2020年1月23日，国内股市纷纷大幅下挫，2003年的“非典”行情似有重现之势。

其中，上证综指由2020年1月22日的3061点大幅下挫85点（下挫幅度2.75%）至2976.53（时隔1个月再次加到3000点以下）、深证成指下挫3.52%至10681.90，沪深300下挫3.10%至4003.90、中小板指下挫3.31%至7040.36，创业板指下挫3.325至1927.74。但是与武汉疫情相关的部分股票却有不俗表现，肺炎概念股上扬2.86%，超级细菌概念股上扬2.81%，禽流感概念股上扬2.74%，抗核辐射概念股上扬1.91%，血液制品概念股上扬1.56%。

从股票市场来看，反应较为明显且持续时间达到6个月，上证综指自2003年4月底的1600点以上开始持续下行，从1600点降至2003年11月的1300点附近，降幅接近19%。因此我们认为节后大概率会延续春节前的走势，整体上继续呈现下行震荡的局面，市场情绪短期内暂难以恢复，应做好准备。

（三）武汉疫情虽不改大趋势，但无疑会延缓牛市行情的到来时间

2003年初，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市场本身一致认为牛市即将到来，但是“非碘”疫情将这一牛市行情往后延缓了三个季度左右，直到2013年11月短暂的股票牛市行情才真正启动，不过牛市行情启动前上证综指却已从1600点降至1300点附近（降幅高达19%）。因此整体上看，笔者认为此次武汉疫情可能会延续这一路径在走，股票牛市行情会得以暂时中断，这是需要做好准备的。当然，股票大牛市的趋势则不会因为武汉疫情而有所改变。

（四）债券牛市仍会继续，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可能会降至2.80%

我们之前给出“股债双牛股更牛”的判断，目前在武汉疫情的影响下，显然应借鉴2003年的市场走势，除股市牛市行情大概率会被延缓并呈现出不小的震荡外，债券市场也会将受到影响。春节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从3.15%的高位向下突破3%的关键点，这已经超出了“3-3.50%的判断区间”，更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认为在武汉疫情下，债券牛市仍会继续，虽然这带有“发国难财”的嫌疑，但却是突发事件下债券市场的常态表现，基于此我们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向下调整至2.80%。

四、武汉疫情对经济层面的影响

（一）世界经济增长会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武汉疫情不仅仅影响到中国，同时也会影响到与中国关联度较大的一些经济体，特别是2020年上半年武汉疫情以及外部冲突事件等影响，将会导致2002年的世界经济增长受到一定程度压制。参照2003年经验，IMF在2003年4月份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速0.20个百分点，我们认为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中国消费出现萎缩、CPI将继续上行

受“非典”疫情影响，2003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仅增长4.30%（是2002年同期的一半），创下199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2003年上半年的消费品价格也有所上行，这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2020年的武汉疫情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延长了春节假期，同时造成部分城市囤积食品的现象出现，此外全国范围内限制出行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住宿餐饮业、娱乐业、旅游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出现显著萎缩，这些都是我们切实能够感受到的，因此2020年上半年“消费出现萎缩、CPI继续上行”将是确定性事件，即2020年1月份的消费增速可能会出现腰斩，即降至4%左右的历史最低水平。

（三）行业分化明显，服务业受冲击较大

参照2003年的“非典”疫情，武汉疫情将会导致旅游、客运、商业、教育、住宿和餐饮等行业受到重创，当然也会有一些其它行业在疫情期间反而迅猛增长，如医药行业、体育用品、卫生健康、线上教育和娱乐、洗涤用品等相关行业。

（四）出口、就业的滞后影响会逐步体现

武汉疫情的确定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上两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些滞后影响也需要给予说明，这些滞后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和就业领域。武汉疫情期间，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部分行业的出口订单会有明显减少，同时疫情主要冲击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这样将会导致服务业的新增就业岗位有所减少，同时春节期间农民工返乡造成在农村滞留明显，这将会进一步加剧本来就已很严峻的就业压力。

（五）金融行业可能会面临显著的资产质量压力

2003年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急剧恶化，券商和信托也面临全行业的整顿。那么2020年也大概率会重现2003年的情形，在股票牛市行情被延缓的情况下，券商的经营可能会从2019年的亮点频出急剧恶化，部分券商甚至可能会出现经营困难的情形。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可能尤其如此，在武汉疫情的影响下，部分行业及企业的还款可能会出现问题，借新还旧的现象将更为突出，预计逾期贷款率将会有显著上升，企业债券违约现象也会较2019年更为突出，特别是有可能会呈现出区域和行业较为集中的现象。

同时在灾情面前，金融行业反哺实体经济的政治诉求也会更为明显，无疑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领域的经营压力，限制了其资产负债管理的自由，应做好这种准备。这种情况下，政治表态很重要，政策资源的争取同样很重要。

五、认知武汉、善待武汉

武汉疫情，非武汉一城之事；武汉之灾，亦非武汉一城之错；肺炎疫情，野生动物之惑，非限武汉一城，其余城市可能尢甚，然唯武汉率先爆发，既是灾情，亦是幸事，可为其它城市之鉴，是以武汉之困可启愚民之智，谋万民福，国人应感之。

善待武汉，需要我们对武汉有更加全面的认知，这样也许才能够真正认识到武汉的重要性，毁武汉就等于毁湖北，也相当于自断中国发展之臂。毕竟2019年湖北全省的经济增速较2018年大幅下降1.70个百分点至6.10%，本就已经非常脆弱，武汉需要被保护，而不是被嫌弃。

（一）贯通东西、连接南北，长江经济带的三大核心城市之一

长江经济带包括上游（西部城市重庆为核心）、中游（中部城市武汉为核心）、下游（东部城市上海为核心），横向上覆盖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板块，纵向上连着京沪、京九、京广、皖赣等南北铁路干线，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个省市，面积占全国的21%，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40%。

武汉地处中国中部和长江中游，是长江经济带的中游核心城市（拥有长江和汉江），直接连着长江上游（长江和嘉陵江）和下游（长江和黄浦江），可以贯通东西、连接南北，其在长江经济带中的战略意义并亚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任何城市，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认为善待武汉就等于善待中国、善待我们自己的原因。毕竟武汉出问题，中国东部与西部的连接便会中断，中国南部与北部的连接也会障碍重重。

长江经济带包括下游的长三角（含皖江经济带）、中游的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以及下游的成渝经济圈，而武汉则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绝对核心。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和《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6年6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正式印发，重点布局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和长江上游三大城市群，并将武汉列为超大城市。2016年12月，发改委印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实际上2006年便已印发实施《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明确将支持武汉、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进一步我们需要明白为什么国家近年来如何重视中部地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对长江经济带有更深刻的理解。事实上，长江经济带的理念主要借鉴了德国莱茵河的发展思路和模式，虽然莱茵河的长度只有长江的15-20%，但却带动了周边6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说如果从国家战略上来看，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意义并不亚于长三角和珠三角，毕竟它们的产业结构较为相似（重构特征较为明显），但是长江经济带三个城市群之间的经济结构差异明显、东中西经济差距较大（梯次特征比较突出），且直接贯通东西、连接南北，并牵扯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同时长江经济带还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形成战略互动，因此长江经济带的国家战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二）全国第九大城市

2017年与2018年，武汉的经济总量分别达到1.34万亿和1.48万亿元，如果按照6%的经济增速，则意味着2019年全年武汉的经济总量将超过1.55万亿（这也是全国第九个经济总量跨过1.50万亿规模大关的城市）。

单从2018年的经济总量来看，全国共有17个城市的经济总量跨过万亿规模大关，其中武汉位居全国省会、计划单列市及直辖市第9，排在其前面的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天津、苏州、成都等八大城市，排在武汉后面的几个城市分别为杭州、南京、青岛、长沙、无锡、宁波、佛山、郑州、济南和泉州。

即便从人口规模来看，武汉也位居全国第9，2018年武汉地区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分别为883.73万人和1108.10万人，排在其前面的城市分别为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天津、广州、西安和深圳等八大城市。

（三）15座副省级城市之一

武汉是中国目前15座副省级城市之一，其它14座副省级城市分别为广州、深圳、南京、沈阳、西安、成都、济南、杭州、哈尔滨、长春、大连、青岛、厦门、宁波。要知道并不是全部省会均属于副省级城市，毕竟副省级城市的领导班子要比一般的城市在行政级别上要高一些，例如副省级城市的“四大班子”（即“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市长和市政协主席”）均为副部级且一般均为省委常委（由省委报中共中央审批），副职均为正厅级。

1993年7月，深圳、重庆、大连、青岛、宁波和厦门等6个非省会城市被继续归为计划单列市，其余计划单列市被取消。

1994年5月，上面的6个计划单列市以及广州、南京、沈阳、西安、成都、济南、杭州、哈尔滨、长春等9个省会城市被正式明确为副省级城市。

（四）汇聚了湖北40%的经济总量

武汉是超大城市，也是湖北常委会，亦是湖北的心脏。2019年湖北省的经济总量将突破4万亿，武汉一市占据了全部湖北省经济总量的40%左右，但是武汉地区的常住人口却只占湖北全省的20%。

目前湖北省拥有12个省辖市，1个自治州（即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39个市辖区，25个县级市（其中3个省直管市），36个县，2个自治县，1个林区。省辖市依次是武汉市、黄石市、襄阳市、荆州市、宜昌市、十堰市、孝感市、荆门市、鄂州市、黄冈市、咸宁市、随州市。

（五）武汉地区几乎汇集了湖北省的全部金融资源

在明晰武汉地区在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大战略的重大意义之外，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武汉地区的金融资源，这样便会发现武汉地区几乎汇集了湖北省的全部金融资源。

1、目前全国131家券商中有两家券商总部位于武汉（分别为成立于1997年的长江证券和成立于2000年的天风证券）。此外，武汉地区还拥有1家民营银行（即武汉众邦银行）和1家消费金融公司（即湖北银行的湖北消费金融）。

2、同时武汉地区还拥有两家城商行，即1997年成立的汉口银行和2011年成立的湖北银行，2018年底这两家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分别为3193亿元和2425亿元，规模合计达到5600多亿元，虽然规模不高，但这却是湖北省所拥有的唯一两家城商行。

3、除券商和银行外，68家信托公司中的两家总部也位于武汉地区，当然这也是湖北省唯一的两家信托公司，分别为交银国际信托（交通银行）和国通信托（武汉国资委100%持股）。

六、金融业捐赠情况汇总（截止2020年1月28日）

一城有难，八方支援，这不仅仅是源于武汉足够重要，更多是因为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的万众一心。2020年1月26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0〕10号）；2020年1月27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向全体会员单位倡议书》。近一周以来，包括银行、保险、券商、新金融等在内的金融业纷纷施出援手，捐资或捐物，或二者兼有，且多数机构均明确现有捐赠情况均为首批，对后续灾情仍会持续关注。

当前情况下，我们比较担心攀比式捐赠现象的出现以及纯资金捐赠所造成的漏洞，更担心捐物所造成的中间厂商大发国难财的情况以及被捐赠中间主体的买方现象。当在市场及监管部门的监督之下，多数机构的捐赠可能会形成拥挤现象，进而会被无良厂商或灾区买方加以利用甚至出现道德绑架的现象，捐赠者的地位也极有可能屈从于被捐赠者或相应的中间商，从而造成捐赠者本身的捐赠意愿和捐赠初衷有所背离的情况出现。因此信息透明仍是目前最需要解决的事情，也即捐赠资金的来源与去向、捐赠物资的来源与去向必须公开、透明，主动接受市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