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资管机构全力备战开业，富达瞄准QDII和养老资质

目前，申请中国独资公募基金的外资机构已扩容至5家。据记者了解，贝莱德已获准筹备公募基金公司，而路博迈和富达国际则处于正式受理申请的状态，联博和范达则是11月以来最新递交申请的机构。

当前，部分外资资管机构正在备战开业，而全球疫情的再度恶化无疑加剧了跨境协调的难度。日前，富达国际亚太区（日本除外）董事总经理Rajeev Mittal为筹备开业而亲自来华工作，此间Rajeev Mittal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

他说，全球投资者都在关注中国市场的投资机遇，通过此次中国之行与中国监管层的交流，有几大信号十分强烈。首先便是中国金融开放已从“引进来”过渡到“双向开放”，富达在开业后规模达到要求时，除了面投资本土市场，也将申请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其次就是中国对养老第三支柱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富达亦希望将全球经验引入中国，并在未来申请养老金投资管理人资格；同时，中国对于ESG（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的意识日趋强化，尤其是中国对于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承诺令国际市场印象深刻。

耐心布局中国长期发展

根据某些独立机构的测算，一家新的公募基金若要实现整体盈利，可能需五到十年的时间；对于在中国展业的外资机构，挑战会更大。

不过，要在中国长期展业，前期大量的资金、时间投入难以避免。“我们对布局中国市场一直很耐心，在没有任何境内业务的情况下，我们2007年在大连成立科技运营中心，目前大连办公室已有近1300名员工。现在富达国际在上海的公募基金尚未开业，但已扩员至80人，未来团队会持续扩大。我们重视中国资管行业的长期机遇，并不希望赚取短期利益，因此不会在乎是否能在5年内就盈利。”Rajeev Mittal说。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资管巨头拥有在众多市场独立展业的经验，但中国市场有其独特的挑战。他还提到，中国市场规模巨大，而且已不断发展、竞争激烈，环境变化也快于其他市场，例如在数字化方面明显超前，因此全球的经验有时在中国难以完全复制，外资需要在中国边学习边发展。

尽管外资巨头在西方经营着大笔买卖，但在中国仍刚以“小本经营”起步。未来中国的资管之路并不好走，也没有捷径，但外资开拓中国资管市场的最正统路径就是成立公募基金。Rajeev Mittal认为，但凡入场的外资都要抱着投资未来数十年的眼光和耐心，并且尊重行业的规律和本土监管，去细心雕琢一家新公司。

逐步布局QDII和第三支柱

在正式开业后，外资公募就能像其他本土公募基金一样面向零售投资者募资，而此前作为外资私募，面对的客户群体仅限于高净值个人。但这也只是一个开始。

Rajeev Mittal对记者称，在开业后，公募基金还需达到一定规模（200亿元人民币），才能申请QDII资质和养老金投资管理人资格，挑战不小，但假以时日也可实现，这是外资公募基金能实现差异化竞争的方面。

就QDII业务而言，Rajeev Mittal提及，早前富达就通过有QDII额度的外资行等代销富达的海外产品，而在未来满足申请条件后，富达在华的公募基金就可申请QDII额度，从而得以发挥全球资产配置的优势。他还称，中国正从早前的“引进来”过渡到“双向开放”，这回应了众多外资机构的诉求，近期QDII、QDLP额度皆有所扩大。

同时，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们已可通过QFII基金来布局中国本土的上市公司，未来在华的外资公募在这方面显然更占优势，海外客户的认可度是关键。此外，富达等外资机构也表现出了对大湾区理财通的兴趣。早年之所以“两地基金互认”计划会出现“北上热（港股产品）、南下冷（A股产品）”的现象，也是因为境外投资者对境内的基金管理机构并不熟悉，未来随着外资机构在境内成立公募基金，这一现象或有所改善。

此外，养老金管理业务是国际资管巨头做大规模的立身之本，也是其践行资产管理人社会责任的体现，中国尚未被充分开垦的养老金市场无疑是外资未来的发展重点。Rajeev Mittal称，尽管富达非常熟悉欧美、多数亚洲国家的养老需求，但在中国仍处于学习阶段。富达在过去三年持续与支付宝理财平台进行中国养老调查，也是旨在进一步了解中国各个年龄层人士的储蓄习惯和养老需求。

外资推动中国市场机构化和ESG

事实上，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市场也从中受益，这一过程推动了机构化趋势，也强化了中国上市公司对ESG的关注，国际资管机构也将ESG经验带入中国。

随着全球投资者加大对中国A股的配置比例，能及时且详细地了解中国境内上市公司的投票和股东参与情况变得日趋重要。国际机构也认为，目前G（公司治理）对中国市场最为关键。近期的沃森生物事件也再度引发了市场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关注。

Rajeev Mittal提及，近期富达国际首次发布《中国公司投后管理报告》，其投资者对投后管理的关注，即关注投票和股东参与对企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调查发现，中国境内市场的投票参与率持续呈现缓慢但稳步上升的态势。除去控股股东，去年非控股股东的平均投票率已升至26.2%，较2017年的25.5%有小幅提升。在没有控股股东的公司中，这种变化则更为明显。同期从33.1%跃升至36.5%。

另一个显著变化是，越来越多的股东会投票反对他们不喜欢的决议，而非沉默地接受。去年，获得10%以上“反对”票的决议数量大幅增长至385项，比2017年增加了约20%。在那些遭到更大反对力度的决议中，最常见包括董事会选举、贷款担保和关联交易。

不过，他也认为，A+H股上市公司的投票实践表明，中国境内投资者的投票参与率仍有进步空间，尤其是考虑到香港市场散户比例更低，且H股股东在投票方面也更为积极。例如，除去控股股东，去年同一家公司H股股东的投票参与率为42%，而A股股东仅为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