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利贷往事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修订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定为4倍LPR，取代原先“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

此规定一出，随机在网上低烈度传播，不少人认为这是“高利贷”的彻底终结。事实上，高利贷几乎伴随着人类历史，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形式，披上各种外衣，本质从未改变；高利贷始终是有产者对无产者的赤裸裸的掠夺。

从古至今，历朝历代，虽然当局者从未停止对高利贷的打击，但高利贷仍然像鼹鼠一样，有个洞就会钻出来。往事越千年，中国古代高利贷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战国末期的楚国。

1 债台高筑

春秋战国后期，周朝最后一位君主周赧王听信楚考烈王，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出兵六千伐秦，但由于没有军费，只好向富商地主借钱并许以高息，结果战败，周赧王无力还钱，被逼躲到宫内高台上来逃避债主。

由此，“债台高筑”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因高利贷破产而生的成语典故，流传至今。

西汉景帝时期，汉景帝即位三年，采用晁错的《削藩策》，先后下诏削夺楚、赵等诸侯国的封地，以加强中央集权。导致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等刘姓宗室诸侯王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由于景帝即为不久，百废待兴，政府财政亏空严重，为平定诸侯叛乱，急需大量经费，汉朝将领不得不向民间商人借贷。但当时由于大多商人担心叛乱不能平息而不肯出借，最后仅有一位当时的巨商无盐氏愿意出借1000金，但约定利息按本金的10倍归还。

三个月后，叛乱得以平定，无盐氏如期收回本金和利息，一举成为长安巨富。

因无盐氏的效应，西汉当朝开始掀起放高利贷的风潮，一度成为当时官僚家族取得财产的主要途径之一。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间借货高潮，从此，高利贷成为历朝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但由于缺乏严格的管理，以及官府本身也参与其中，导致大多数时期民间借贷乱象频出。

2 佛教高利贷

高利贷史的另一条主线，往往与宗教相关。中世纪欧洲天主教皇禁止高利贷，而意大利美第奇等银行家则通过汇票与回购协议规避宗教规定，而且讽刺都是，当时各大银行家族的主要放贷对象，竟是梵蒂冈教皇。

在古代的中国，高利贷背后往往都有佛教的影子。僧人可以无欲无求，但寺庙却不能断了裁员。事实上，寺庙在古代向来都是放高利贷的重要角色。

南北朝战乱时期，佛教却盛极一时。

据记载，近南陈时就有1232处寺庙，供养僧尼3.2万人。北周时佛寺有4万处，供养僧尼多达300万人。

当时的寺庙由于长期普通百姓、氏族大夫、皇族郡王的香火供奉，以及皇族的赏赐等，并且不用交税，因此财富惊人。

因为钱太多，且战乱时期民间钱财需求旺盛，这些寺庙就做起了放贷。比如“僧邸粟”，表面用途是赈济灾民，但实际上这高利贷上至王侯，下至商贾贫民，都可以来寺庙借钱。不过寺庙会要求借贷人抵押比如房产、土地、衣服、首饰、牲畜甚至妻女等来换取高利贷。一旦借贷人还不上钱，寺庙和尚就会把这些抵押物没收来弥补损失。

为了对付赖账的人，寺庙还与官府合作，由官府专门负责收债！最开始南北朝的和尚只是用自己寺庙的钱来放高利贷，发展到后来地主、官僚、王侯也会把多余的金钱委托给寺庙和尚帮忙放贷，寺庙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由此，由寺庙为明，地主官僚为暗的民间高利贷生态越发巩固。

清净的寺庙更多演变成了联合官府掌控和收割国民财富，变相压榨老百姓的又一大工具，这也是当时的寺庙泛滥最大原因，北魏迁都洛阳后，甚至出现了“寺夺民居，三分且一”的局面。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的这首诗就是对南朝时期佛教遍布盛况的感叹。

公元527年，梁武帝梁武帝脱了龙袍，穿上袈裟，剃了头发，到同泰寺，欲舍身为僧。满朝文武大臣去寺庙跪地央求请他回宫执政，梁武帝不应，直到群臣用一亿万钱的代价向同泰寺奉赎，和尚默许之后，梁武帝才勉勉强强点了头还俗当皇帝。

据历史记载，梁武帝此后又先后三次欲往同泰寺舍身为僧，但四次出家时间都非常短，最短的仅有4天，最长的仅有37天，最后都被大臣们用巨量奉赎迎回，其中有三次写明“赎价”为“钱一亿万”。

至于梁武帝为何对舍身为僧念念不忘，虽然史书记载中是因其信佛欲求 “永生”，但也有野史认为其实际是变相给寺庙布施，目的是看中寺庙放高利贷的巨大利益，才以如此方式“入股”，又有说其通过此方式募集大臣们的财富以为民赈灾。实际原因到底为何，史书没有明确答案，但天价奉赎却是真的。

当时的寺庙放高利贷非常赚钱，因为有官府合作，寺庙的房贷利率最高可以超过1倍，根据敦煌文献的记录，敦煌有个净土寺，某一年其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于高利贷。

正是因为寺庙的放贷利率太高，导致民生怨气极大，北魏年间，宣武帝元恪下诏，诏书规定寺庙贷款利息合计不得超过本金的100%，但这种规定在执行层面往往都会走样。

3 “九出十三归”

隋唐时期，朝廷设置了一种叫“公廨本钱”的专款用于官方发放贷款，其职能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银行。公廨本钱由各州令史经管，借出五万本钱，每月收取利息四千文，年息约达100%。

宋朝的高利贷开始进入标准化，当时贷款利率普遍维持在100%左右，不仅有私营的交子铺、钱引铺等高利贷机构，还有官营的放贷机构交子务、交子会。有信用贷款，还有抵押贷款。抵押物可以是田契、地契以及金银珠宝，甚至还出现过有人拿妻女抵押的情况。私人第一放贷人叫钱民（钱人、钱主、库户），第二放贷人叫行钱（行人）。行钱主要充当放贷人的放贷中介，“中介费”最高可以达到利息的50%。

其中一种利息特别高、盘剥很重的称为“九出十三归”。即指若当期三个月，月息就是十分，即当十元物品，每个月需要纳息一元；但在当物时，当押店只付出九元，这就是九出；客人到期取赎时，要加收三个月的利息三元，合收十三元，故称为十三归。

九出十三归因为易记易懂，从此就一直在后世民间广泛流传，逐渐成为高利贷的一个显著标记。

元朝时期也有种名为“羊羔利”的借贷专称比较流行。当时蒙古贵族出钱委托善于经营的中亚商人经营商业和放贷，他们发放一种叫“斡脱钱”的高利贷。这种高利贷年息100%，次年转息为本，本再生息，因原约定在羊产羔时本利对收，又称“羊羔利”。民户一旦负债，多因不能偿还而“破家散族”。

《元史》记载：“州郡长吏多借贾人银以偿官，息累数倍，曰羊羔儿利，至奴其妻子，犹不足偿”。此现象在当时并不少见。

从明朝开始，高利贷的现象有了明显改善。现存史料上记载的贷款利率多半维持在20%-36%之间。当然个别也有超过100%的高利贷现象。

明太祖朱元璋在明律中规定：“今后放债，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一本一利”即利率100%。

明律里同时也规定‘如有年月过期，叠算不休”者论罪，算是有记载的首部明确禁止“滚复利”的封建法律。

清代利率政策基本继承明代，月息上限三分，年化即36%，这也是历史前后都经常出现的标准线。

自清光绪初年至1946年，民间除了羊羔息、九出十三归外，演化出的高利贷还有驴打滚、坐地抽一等种类。因为普遍缺乏有效监管，这些借贷活动的利率普遍都非常高，月息超越三分司空见惯。

驴打滚，是东北地区、老北京和天津卫非常出名的传统小吃之一，但在民间借贷中，驴打滚却是一种剥削非常严重的高利贷方式。驴打滚的借贷期限一般为1个月，月息一般为3-5分，到期不还，利息翻番，并将利息计入下月本金。依此类推，本金逐月增加，利息逐月成倍增长，像驴打滚一样。

坐地抽一借款期限1个月，利息1分，但借时须将本金扣除十分之一。到期按原本金计息。如借10元，实得9元，到期按10元还本付息。后来这种方式逐渐演变成目前熟知的套路贷中的“砍头息”。

4 香港“放贵利”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重大斗争，农村高利贷活动受到沉重打击。

1954年国家试点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民个人贷款月利率15‰，即年利率18%，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间高利贷活动大幅减少。

在现代，最能体现中国民间高利贷活动各种社会乱象的，80年代的香港是绝对绕不开的典型。

当时的香港，还没从最混乱的黑帮猖獗的年代走出来，但内地市场开放给香港注入了蓬勃的红利，香港开始人口激增，经济迅速腾飞，民间借贷活动越发活跃。

过去香港的放债行业并无明确法例规管，且业务范围含糊。直至1980年香港实施《放债人条例》（第163章），放债行业的主要业务才得以明确界定并受到规管。

但即使如此，香港法律保护的放贷利率上限却出奇的高，只有在年利率超60%才判为犯罪，年利率在48%-60%之间为法官自由裁量区，48%之下的年利率可受法律保护。

不过由于本地金融制度和监管无力等方面问题，高利贷问题非常突出，其中最流行的高利贷方式包括九出十三归、砍头息等。

由于当时的香港“放贵利”活动十分猖獗，同时香港影视娱乐行业呈现井喷式黄金发展时期，大量与黑帮、古惑仔等影视作品中有关高利贷的题材元素一度长期充斥荧屏。

有些专门讲述高利贷题材的电影如王秋生主演的《香港奇案之吸血贵利王》、由李修贤、卢惠光、林雪等人主演的《反收数特遣队》、由吴镇宇、黄秋生、张家辉等人主演的《黑道风云之收数王》等等，都是讲述黑帮高利贷收账发生的恩怨情仇故事。

还有一种被本地居民非常诟病的高利贷变种——大耳窿。昔日放贷者主要在街市放数，交易的多是“大头”银元和“铜板”，街市档口无论肉贩、菜贩，遇有输钱赌徒，或周转不灵者，需要紧急周转时便向有三合会背境的地区性黑社会“大耳窿”集团借钱。高利贷者收数后，多数将银元、铜钱之类塞在耳窿，作为记号，方便令人认得。年久月深，久而久之把耳窿也撑大，故称为“大耳窿”。

大耳窿的放贷方式就是借钱一万，只能得到九千，但还款时却要支付一万三千，而且，这是逐日起“钉”息，以复息计算，此谓之“利叠利”。如借几百，过一年多连本带利可能要还几万，如果借得多没及时还，那么很可能下场是越滚越大，一辈子都不可能还完。

大耳窿还被拍成了电影，内容以高利贷为主，讲述非法放贷活动的运作过程、放贷情况，以及环绕在借放贷者之间恩怨的真实情况。

与历来的高利贷要债手段相比，香港在80年代的香港黑帮在要债方面有时狠辣程度堪称残忍。

有一部根据真实历史改编因高利贷还不上酿成惨剧的恐怖电影《人头豆腐汤》，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的黑帮要债手段的凶残。由于场面故事十分惊悚令人不适容易造成心理阴影，这里就不展开介绍了，建议读者最好也不用手贱去搜索，不然后果自负。

不过，香港回归之前，内地开始加大与香港警方在打击清剿香港黑社会犯罪方面的合作，1990年公安部还专门制定了应对港澳台黑社会势力的三项原则，大大打击了香港黑社会的气焰，一些根基复杂的黑帮团伙虽然未有完全清理干净，但再也不复往日猖狂，要么转入地下，要么转向改行。

如今随着香港的回归，香港黑社会放高利的活动虽然一直不能禁止，但在要债手段方面人道和讲规矩非常多了。

现在已经很少有看到关于黑社会催债打人砍人的桥段新闻了，最多的是骚扰不打人。

香港如今常用的追债三宝——“砸门、泼漆、大字报”。

当然，只有当债务人实在还不了时，追债团伙才会拿出一些残酷的方式，但相对来说还是少见很多了。

5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1979年改革开放后，正规的国家金融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要求，因为相对银行正规渠道严格的审批要求限制，中小企业融资发展问题突出，比银行方便但利息更高的民间借贷开始蓬勃发展。

从2003年开始，我国逐步放开了民间小额信贷的限制，民间借贷由此进入黄金发展时期。

2005年10月开始，山西、内蒙古、贵州、四川、陕西等5省份进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当年民间借贷总规模就突破了1万亿元。

2008年5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表明对小额信贷公司的宽容态度，但强调这些小额信贷公司必须“只贷不存”，且对借贷利率做出了规定，不得超过同期银行借贷利率的4倍。但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对民间合会、民间钱庄、民间集资依然是禁止、取缔的态度。

政府态度的转变直接刺激了民间金融的繁荣，此后很快，国内的典当行、中介、投资理财公司、担保公司等民间借贷机构就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

但随着时间的演化，民间的贷款活动越来越执行走样，一些民间借贷的利息越来越高，甚至采用各种巧立名目扣费变相提高实际贷款利率，很多的贷款公司不是顶着允许的上限放贷，甚至超过了该条红线。

2010年时，仅温州就有1000多家民间金融机构，其中只有46家是经主管部门审批的融资性担保公司。

据当时的人行监测数据，2010年温州民间借贷年综合利率为14.22%，2011年上半年，温州社会融资中介的放贷利率以高达40%左右，真实的民间借贷利率更高。据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当时温州的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已经高达8000亿元到10000亿元。

由于当时监管制度不全，不少非正规金融机构违规操作，高息揽储，或套取银行信贷资金，再高利放贷，使得以“金融三乱”为特征的民间借贷乱象频出。很多民间借贷处于非法状态，出现各种非法集资模式，恶意逃债、暴力讨债屡有发生。

高利率伴随着高风险，很快，随着欧债危机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不利影响，形势开始急转直下，温州高息放贷游戏泡沫突然破灭。

2011年4月到2011年9月期间，一大批涉足民间借贷的中小企业和担保公司的扎堆倒闭，企业老板因不能偿债而潜逃或自杀，企业关门，员工失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激增，2011年1月至8月期间，案件数同比增长25.73%；大量民间借贷放出去的债收不回来，导致信用危机，出现挤兑风潮。

最终轰动全国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

与此同时，远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也上演了同样状况。这个曾一度被称为中国西部的“小香港”，因为煤炭和气田经济而快速崛起，一度成为全国开发商最多的城市，2011年的时候就有人统计说鄂尔多斯的人均GDP已经高于香港。

然而也是因为当时鄂尔多斯的民间高利贷如同温州一样盛极一时，然后因为经济形势突变，导致2012年的时候，大量当地借了高利贷的开发商突然不见影踪，留下大量烂尾的楼房、工地等等。大量的鄂尔多斯市民的一辈子积蓄都被打了水漂。

高利贷的崩盘、楼市泡沫破灭，让鄂尔多斯网红的近四年被媒体贴上了“鬼城”的标签。

6 互联网金融

不仅是企业，近年来，针对个人的民间借贷也逐渐扭曲变形。

由于网络经济的便利化，以及互联网金融科技一度放开限制，不管是正规金融体系里的信用卡、消费金融，还是P2P、互联网平台发放的所谓民间借贷开始大肆泛滥。

在其中，关于P2P互联网金融大时代引发的金融乱象最为夸张。

所谓P2P金融，又称点对点网络借款，是一种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属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一种。

2012年中国网贷平台进入了爆发期，当年数量已达到2000余家，全年交易额已超百亿，到2014年，网贷平台规模已经超过万亿。

但同时，大量的P2P平台开始问题频出，到了2015年9月底，累计问题平台占总数量（3448家）已高达30%。

其中一些披着合法信贷外衣的借贷平台，都紧跟时代趋势，开办起各种所谓的小额贷款平台，或者就是挂名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借以对个人进行高利放贷。这些违规借贷平台中，绝大部分都是从事非法支付业务的无证机构，有的为了更方便开展“业务”，甚至一次性开发十数个贷款app，多的甚至一个团伙就超开发400个app铺天盖地的去渗透到消费者任何一个可能看到的角落。

超高的贷款利率逐渐催生出了各种网络借贷、校园贷、砍头贷、套路贷甚至涉黑涉恶的甚至癫狂的高利贷乱象，如“714高炮”、“55高炮”、裸贷等耸人听闻的恶性现象一度被央视315晚会曝光谴责。

近几年的因为遭受套路贷而导致债台高筑、家破人亡的惨剧屡见不鲜。其中有些套路贷，不但月息超过3%，甚至月息超过10%，还有各种夸张的“砍头息”、按日滚利，最夸张的甚至有报道“借1500元两个月还50多万”，“借2万还570万”等令人不敢相信的恶性事件。

在2018-2019年间，关于大学生贷款被裸照威胁，一些女大学生最终不堪威胁甚至走上轻生的不归路开始频频见诸报端，终于引发国家高度关注。

2018年开始，全国互金整治办开始联合公安部门快速介入，全国性开展打击各种“套路贷”犯罪活动，开始全国性清退，关于网贷泛滥之风开始急刹车。

经过两年多的全力整治，网贷平台开大量倒闭退出，从最多时的五六千家到如今不足50家，剩下的连1%都不到。

至今，充斥高利贷乱象的中国p2p行业终于迎来消亡倒计时。

7 政策新生

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新规：民间借贷利率受保护的上限锚定为一年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过之视为无效，本决定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

而根据最新的1年期LPR3.85%，4倍即为15.4%。

也就是说，民间借贷利率受保护的上限将不超过15.4%，这相对于此前年利率24%、36%的“两线三区”，最高降幅降至腰斩。

并且这个上限还包括了逾期利息、违约金等等。这意味着，所有利息之和不能超过15.4%。

新规还在人民法院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中增加了对职业放贷行为的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应当认定无效。

同时，新规还专门还修改了规定以严厉打击对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等行为。

这一份新规之所以引起金融科技圈及民间金融圈的行业巨震，不仅仅是因为大幅降低受保护贷款利率的上限，更主要的是对目前国内借贷行业尤其是民间借贷行业生态的一次打乱重构，其影响程度远非一纸公文能说透。

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只是规定了24%、36%两道法定利率的司法标准，也就是“两线三区”，延用至今。

年利率36%，如同封建时期的那数个朝代一样，都是法律保护民间借贷与否的一条红线。但在实际执行中，即使是有合法执照的小贷机构也绝大部分都是顶着年化36%这条线去放贷的。

关于15.4%这个水平到底是否合理，将产生什么问题，国内一直纷争很多，赞同反对的都各有理由。

对于赞同的一方面，中国以往GDP两位数增长速度不复存在，社会融资增速也回落至个位数，我国企业的利润一般也在3%-15％。现在余额宝利息只有1.4%，银行lpr只有3.85%了，如果民间贷款利率还被继续维持24%，甚至36%的受保护上限，已经不再早不再适宜。

同时，民间借贷最大的需求方是通过正规银行渠道难以理想获得额度的中小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他们本就处于弱势一方，赚钱能力弱，但很多时候会出现突然需要一笔超出自身能力的需求，如企业事故，个人大病等，如果民间贷款利率过高，不亚于把他们逼进高利贷的黑洞，从此更难翻身。

对于反对一方，民间借贷利率下调后，持牌金融机构利率也会面临很大的下调压力，到时候会对大量“高进高出”的商业模式的贷款机构挤出，在民间贷款需求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的贷款融资途径反而被大大压缩，反而得相反效果。对于一些因为突然大病而急需用钱的用户来说，这甚至有可能意味着生命的代价。

8 结语

中国民间的高利贷之所以存在千年都野火烧不尽，是因为有其根本存在的土壤。从市场的角度，高利贷本身是一种市场自由定价的结果，无论什么时候，需求错配从来都不可能被合理满足。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管不顾，毕竟人性是贪婪的，并且强势一方从来都是压制剥削弱势一方的规律，如果不进行干预规范，必然会走向疯狂。

野蛮生长的中国民间高利贷时代，是时候画上句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