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直辖，避不过的话题

近期，由《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年第7期）发表的一篇名为《“十四五”时期，如何优化我国的行政区划设置？》的文章建议，为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城市群发展战略，应将深圳、青岛、大连、喀什升格为直辖市，充分发挥优势地区增长极、稳疆固边、带动区域发展的作用。

这篇文章在昨日发酵，加上作者系民政部行政区划调整评估特聘专家，让很多人浮想联翩。引起广泛讨论，甚至在A股掀起一波地区行情。尤其是以深圳本地股表现亮眼，叠加深圳40周年的题材，连续两日大涨。

在各大媒体将这篇建议文章，热炒并且拿它当信号之时，文章作者站出来发声了，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希望媒体不要炒作”。

以往每次讨论直辖市，深圳都会被提及。这次也是一样，尤其是在甚至40周年这个关键节点，不得不让人有所怀疑。

直辖市扩容，真的没那么简单

直辖市是属于省级行政单位，是直属中央政府管理的省级行政单位，在中国历史上直辖市最早可以追溯到1921年设置的特别市，国际上著名的越南的胡志明市、韩国的首尔市、俄罗斯的莫斯科市、乌克兰的基辅市都是直辖市，可以说直辖市是一种国家直接管理城市的重要管理制度安排。

一个城市要成为直辖市，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总量、人口、面积条件，不然无法承担起直辖市的重任，历史上的特别市、院辖市、直辖市，都是当时举足轻重的城市明星。

在中国，如果一个城市的重要性、经济实力远超过他所在的省的所有其他区域的总和，那么让省来管这个市明显不合适。

目前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4个直辖市。其设立都有特殊背景，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经济中信，天津虽然近年来经济实力有所下滑，但在成为直辖市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是北方经济中心，这个存在历史因素，重庆直辖则是跟三峡工程有关。

以上海为例，它的经济有其特殊的地理优势——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长江的出海口，面积在7443平方公里，是中国GDP最高的城市，占全国总量的3.6%，正是这个经济体量以及区域范围的考虑，上海自19世纪初以来便成为直属城市。

在新中国成立后向外辐射，直接带动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所以上海直辖市的一定程度上是带着经济发展的使命和责任。

但是自从97年以后，至今21年还是没有新增直辖市，关于“谁能成为第五个直辖市”的各种猜测和传闻，始终没有断过。主要是因为直辖市的是区划设置的最高一级，如果成为直辖市能够带来各种政策福利。

但是，能够有潜力成为直辖市的无不是各个省份的省会城市以及经济支柱型城市，分离出去必然会影响所在区域的GDP增长。

同时国内眼下没有重大国家战略支撑，而且城镇化基本定型，据统计，2019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4000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67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比上年末提高1.01个百分点。

所以，直辖市没那么简单弄成，上述四个城市当中，深圳一直被人拿出来讨论，其他三个城市当中，青岛、大连均是省级区域当中经济靠前的城市，单独拿不出来并不合适，对所处区域产生虹吸效应，弊大于利。

而喀什，在2019年的生产总值只有1048.3亿元，户籍总人口462.40万人，尽管喀什管理区域庞大，但是直辖达不到相应的经济发展效果。

深圳直辖的概率大吗？

扩容直辖市，每逢一段时间都会被丢出来重新讨论，但是这次造成反应有点强烈！媒体争相报道，一度登上微博热搜，还引起资本市场的异动，尤其是深圳本地股反应最为强烈。

首先，以往来看，国家相关部门对于新兴事物的出现都不是一棒子打死的态度，而是由其发展一段时间或者在社会中看看民意导向。这次扩容直辖市讨论的背后，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深圳40周年造势。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逐渐与老字号的强市广州、上海、北京并驾齐驱，成为中国大陆四大一线城市之一，深圳市成立于1979年即改革开放元年，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创造了世界瞩目的“深圳速度”。

如今，很多人希望深圳成为直辖市，这样能够扩容，增加土地面积。

抛开房地产因素，深圳是一座人多、地少、发展快、资源难以为继的城市，主要时期城市属性造成的。《证券时报》统计，深圳居住用地仅占城市总面的11%。而纽约、伦敦、东京这样的全球城市的居住用地占比都超过50%。该项数据远低于北上广，略高于香港的8%。

而且，过去十年深圳工业用地成交达到1147.78万平，商服用地成交达到394.42万平。2019年12月，深圳为了显示吸引总部入驻的诚意，一次性推出30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这个面积单论上海整个十三五期间新增的产业用地还多。

这样直接造成的土地瓶颈的问题矛盾。

深圳在广东省内的地位举足轻重，2019年深圳的GDP高达2.69万亿元，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位列全国第三，而广东全省的GDP为10万亿元，也就是说深圳一城就占到了全省经济的四分之一。

深圳凭借一线城市产业、资金等优势对周边城市的对口帮扶，工业产业链主要向东莞、惠州等周边城市转移。而且分别成立深汕合作区和深河（河源）合作区，对扶临近深圳的区域。

而在近段时间，东莞，惠阳的两则红头文件引起外界重视。

在7月29日，东莞市人民政府下发一则关于《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暂停滨海湾新区范围内各类建设行为的通告》;几乎同时，惠州市惠阳区也有一则关于废止相关建设用地规划控制的通知。外界认为，这是将临近深圳的东莞惠阳的区域并入深圳的举动。

而且深圳特区设立40周年之际，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名为《“三区”叠加 扩权赋能 探索建设大深圳统筹合作示范区”》文章，创造性提出深圳“扩权不扩容、强统筹紧合作”实践模式。其肯定了深圳自身三次扩容都迸发巨大的能量，都带来发展质量的飞跃；也提到了深圳、东莞、惠州、汕尾、河源五地融合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了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8月26日是深圳40周年，近期围绕“深圳”这个城市的讨论也就不足为奇。在以往当中，深圳都是被提及最多的城市。

区域经济改革才是焦点

拉开时间线条来看，基本上都是那几个城市被人说来说去，其实很多人没看到近两年来国家始终在某些地方行政区域做出调整，尤其是在今年，内循环的推动下，这个区域经济发展改革，明显在加快。

在2011年，巢湖一分为三，主体划入合肥；2016年，成都代管简阳；2017年，西安代管西咸新区；2018年，济南合并莱芜。

其中最经典的行政区划调整案例当属安徽的巢湖样本，在2011年8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地级巢湖市，其所辖的居巢区改为县级巢湖市。

撤并前，原地级巢湖市是人口大市、经济小市、财力弱市，辐射所辖三县实力不足，处于“小马带大车”的尴尬境地。在“巢湖撤市”后，让安徽省省会合肥的城市空间向南拓展，由“滨湖”时代走向“环湖”时代，塑造“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城市新形象，有效的带动经济发展。2014年9月合肥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群，区划调整奠定了合肥市成为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的综合基础。

作为全国首个被撤销的省辖市，“巢湖撤市”，安徽区划调整之猛烈和大胆，全国罕见，也是如今中国城镇化进程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本。

在2020年6月份起，多地开展行政区划调整，其中成都、长春、烟台、邢台、芜湖等5个城市完成扩容，青海同仁县、江西龙南县、安徽芜湖县等3个县完成撤县设市。截止到7月，行政区划调整共撤销了11个县、2个县级市和2个市辖区；新增了10个市辖区和3个县级市。县级行政区划减少了2个。行政区划的趋势，依然是围绕省会和地区中心城市的市区扩容。

2020年区划调整的地区

在昨日爆火的那篇文章中涉及的一些建议，不仅有参照性，还是未来城市化的必然方向：支持国家战略区的省会城市、经济实力强市等区域性中心城市撤县（县级市）设区与管理幅度调整，促进城市行政区划内部结构优化促进市辖区人口和管辖面积均衡。

毕竟当前很多城市的区划沿革已久，的确不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这类行政区域改革主要在于释放地区发展潜力，解决不同区域发展弊端，与周边区域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

今年以来外部风险加剧，国家重点提倡：内循环，在过去，内循环和外循环都有，但外循环占了大头，所以以前经常说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其中投资和出口是重头戏。

由于当前国外需求的萎缩，中国的出口形势面临着改革开放40年以来最大的衰退。为了解决当前的危机，中国必须重新回到内循环来消化过剩的产能。所以抛开房地产，充分释放地区经济的发展潜力成为重中之重。

小结：

扩容直辖市的文章引发广泛讨论，但是很少有人看到的是国家在今年以来加快释放区域经济发展潜力，在楼市面临死结，各个地区如何应对经济增长问题，实现了内涵式的扩张下的发展。

我们要看的，不是讨论所谓的直辖市扩容，而是要看中国加快区域融合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