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红包能否熨平猪周期？

【深度】政策红包能否熨平猪周期？

“猪事繁忙。”四川铁骑力士牧业科技有限公司育种部经理王忻用这四个字向界面新闻形容最近的自己。他所在的企业自8月以来收到了来自云南、四川和西藏等多个省份的投资邀请——请他们去养猪。

这些省份争相提供土地配套和资金支持，希望吸引业务涵盖饲料生产、种畜禽繁育与养殖、屠宰分割和食品精深加工等多元发展方向的企业到当地扩展业务，以解生猪供应之急。

业内人士认为，在经历了非洲猪瘟的重创后，中小散户可能会加速退出，而大型养殖企业在政策扶植下将加速扩张。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我国生猪养殖行业集中度，另一方面，规模化养殖的发展有利于降低风险，平滑猪价波动，避免暴涨暴跌的态势出现。但养猪行业要形成工业化和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母猪告急

黑龙江一名从事种猪繁育的业内人士告诉界面新闻，因为急缺母猪，很多专门培育母猪的种猪厂不得已降低了对新生母猪的筛选标准。

据这位人士介绍，在以往，乳头数在7对且排列整齐的初生小母猪是最佳选择，乳头数低于6对或者高于9对都会被淘汰。现在，随着能繁母猪数量急速下降，在多数种猪厂，即便是五六对乳头或者10对乳头的小母猪，也可以拿来繁殖小猪。这些小母猪通常在长至7个月、体重130公斤左右时才能接受配种，现在长到15公斤时就已被猪场抢着预订，即便这样，很多小型养猪场也订不到货。

母猪存栏数不够，仔猪以及育肥猪自然减少，奇货可居的现象比比皆是。王忻告诉界面新闻，过去可以以1800-2100元的价格买到一头50公斤左右的二元母猪，现在价格已经涨至4000元以上，差不多翻了一番。

养猪成本提高，终端价格自然水涨船高。根据农业农村部9月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8月份第4周全国活猪平均价格为24.69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8.7%，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超过80%。除广西活猪价格有所下降外，其余省份价格均上涨，上海涨幅最大，达17.1%。

搜猪网报道称，2018年，中国全年猪肉产量5404万吨，进口猪肉182万吨，两者相加，一年猪肉消费量近5600万吨。另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在经历非洲猪瘟疫情的重创之后，今年中国生猪至少会减产30%，也就是说，猪肉缺口将达1600多万吨。通常来说，每年四季度到春节前是猪肉消费旺季，猪价可能还会上涨。

政策红包

为了确保百姓碗里不缺肉，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一系列围绕猪肉保供稳价的工作正在全面展开。

8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在全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地方要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对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内关停搬迁的养殖场（户），要安排用地支持异地重建。

9月4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做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有关工作的通知》，在对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政策和补助经费的发放方式上做出明确调整，主要包含6条内容（业内称作“猪六条”）：落实强制扑杀补助；完善种猪场、规模场贷款贴息；加大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提高生猪保险保额；实施生猪良种补贴；强化省级财政统筹力度。

在中央多次明确“喊话”稳猪价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在政策上为养猪企业“开绿灯”。界面新闻梳理发现，截至9月6日，至少已有10多个省份出台了相关政策，采取发补助、限价、加大生猪生产信贷支持力度等措施稳定市场供应。

比如，广东省在7月底发布通知，要求各地级以上市生猪出栏量不得低于《广东省生猪生产发展总体规划和区域布局（2018-2020年）》规定的目标任务，并且要将最低生猪出栏量纳入“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为了保障猪肉供应，广州市发改委表示，计划于9月7日至30日，按照低于市场价10%组织投放1600吨储备猪肉。

8月26日，四川省发布“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九条措施”（俗称“猪九条”），提到发放生猪生产稳定专项补贴，财政奖补种猪场、标准化养殖场和屠宰场建设等等。连同“猪九条”一同印发的《四川生猪保障任务》还给出了具体方案，将全年4008万头出栏量目标任务分解到19个市（州）。

散户弃养

尽管利好多多，但中小散户——我国生猪养殖户的主流——补栏意愿并不强。据农业农村部7月26日至31日对400个县11191户养猪场户开展的问卷调查，仅有32.3%的场户年底前有意扩大规模。

按照业内的预期，生猪生产最快要到明年方能恢复到正常水平，此后生猪价格将逐步回落。业内人士指出，对中小散户来说，除了有猪瘟的阴影，还有猪周期和环保等因素制约。

我国养猪行业一直存在着“猪周期”的说法，即肉价上涨——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增加——肉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通常来说，一个循环为4-5年，涨2年，跌2年。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18年我国生猪养殖场户约有2600万户，其中，达到规模场户标准的（即年出栏500头以上）约18.7万户，年出栏1万头以上的大型养殖场户仅有4000户左右，生猪养殖规模比重不到50%。生猪散养模式的缺点是快进快出、生产极其不稳定，所以也造成了猪周期的暴涨暴跌。

对小散户来说，如果现在贸然扩大养殖规模，且不说是否能扛得过猪瘟，在下一轮下行周期到来时，能否保持盈利是一个相当大的未知数。以养猪龙头企业温氏股份为例，该公司销售毛利率在2016年三季度，也就是上一轮猪价上行周期的顶点，达到30.8%，随后一路下滑，今年一季度该公司销售毛利率不到5%，净利率则跌到-3.3%，为上市以来首次跌入负值。

另外，环保问题也是小养殖户无法回避的门槛。十三五期间，环保是绝对的主旋律，《新环保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各项政策法律密集出台，将环保力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忻也对界面新闻表示，虽然当前政府放宽了对生猪养殖的用地限制，“但对环保并没有做出任何放松”。

山西小养殖户王金民已经放弃养猪，前来北京打工。他的猪圈因为太靠近农村居民生活区被迫拆除，在今年春节前，他将去年养的200头猪全部以3.5元/斤的价格出售，每头亏损约300-500元。

“环保、耕地、畜牧的手续都得齐全，猪圈要距离乡道、河道500米之外，而且不能靠近居民区，按照这样的标准，在村里基本没办法养了。”王金民对界面新闻记者说。来到北京后，看到猪价不断往上涨，王金民曾有过重新养猪的打算，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价格好是好，但风险也比以往更大，小老百姓承担不起这种亏损。”他无奈地说。

搜猪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也对界面新闻表示，自去年下半年非洲猪瘟蔓延以来，因为缺乏有效的防疫手段，很多中小养殖户为了降低风险、减小损失，选择退出养猪业。

扩张之路

不过，有道是“彼之毒药，我之蜜糖”。虽然一大批散户可能会因为严格的环保政策、缺乏应对疫情的有效手段、融资渠道受阻而退出，但对管理手段先进的大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次难得的抢占市场份额的机会。

王忻就认为，这一波从中央到地方鼓励养猪的政策更有利于大型企业。“从目前我了解的情况来看，财政补贴的重点是规模化、集团化、产业链的企业，”他对界面新闻表示。

王忻指出，养猪行业是一个重资产、高风险的行业，未来规模化生产是趋势，缺乏技术和资金的小养殖户会进一步依附于大企业，分工合作。事实上，国家也一直在引导养猪行业朝着规模化的方向发展，这次政策契机将进一步促进大型养殖场，提高行业集中度。

目前，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已纷纷发布公告，宣布扩充产能。

温氏股份在最新发布的半年报中称，将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之下催生规模化养殖，加快养猪项目建设和投产、复产工作。公司提出，以拥有7000万头生猪为第一期战略目标，将公司在中国生猪市场的份额提升至10%。

牧原股份拟斥资1.2亿元，在黑龙江依安县、辽宁康平县、河北辛集市、河南夏邑县、安徽怀远县、云南石林县6家知名养殖县设立子公司，以提升市场占有率。

大北农公告称，预计9-10月份全面开始复产，预计2019年的规模大概在200万头左右，明年有望达到500万-600万头。

分析师指出，规模化养殖可以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从而拉长猪周期，平抑猪价波动，减少价格的暴涨暴跌。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分析师付一夫对界面新闻指出，一方面，大型养殖场产能分布较广，抗风险能力要强于小型养殖场。另一方面，此次猪瘟必会导致未来政府监管进一步趋严，养殖成本进一步上升，资金实力更雄厚的大型养殖场对成本上升的敏感度较小，从而价格波动也会比较小。

冯永辉表示，规模化养殖能够在一定程度拉长猪周期，但未来的关键或者说从长期来看，是要在扩大规模化和工厂化养殖的同时推进产业化和标准化。同时，要进一步加强龙头养殖企业和农户的合作，形成一个更加稳定的购销关系。

业内人士指出，除了政策支持，养猪行业要形成类似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还必须在标准制定、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方面下功夫。

“我理解的规模化生产是类似于工业化的模式，工业化要求的是标准化，通过标准化的人才培养、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以及标准化的管理制度来实现规模化带来的高效率、低成本。但现在，技术操作和管理标准在企业间，甚至企业内不同的猪场都是不通用的。这一点阻碍行业的发展非常严重。”王忻对界面新闻说。

此外，他特别提到专业化人才缺失的问题。养猪产业链涉及到育种、营养、防疫、污水排放处理、专业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职业化培训我们做的太少，人才培养目前几乎全靠企业自己培训。”王忻说，希望未来高校和职业学校能开设专门的课程，为养猪产业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