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化桥：非银机构不良率20％ 小银行不良率10％

　　近日，香港慢牛投资董事长张化桥在微博中表示，中国金融深化早就过了头，必须瘦身，他同时点出了两组数据：非银机构的不良率一定不低于20%，小银行的不良率10%。

　　中国不良资产规模到底有多大？这恐怕是打爆了世界无数空头的难题，央行行长易纲曾撰文指出，2018年末，中国金融资产总规模达722.1万亿元。按保守估计2%—4%的不良率，我国不良资产规模在20—30万亿之间。

　　实际上，中国金融业的广义不良资产规模并没有准确的数据。但无论是哪个数字，不良资产不可能短期内集中消化，仍需要坚持在一定时期内，按照风险承受能力，分别予以“引爆”。这样来估计，如果每年能够处理5万亿元规模的不良资产，在整个“十四五”期间，金融风险的排除都可能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行业的一项主要任务。

　　张化桥：我说非银机构不良率20%，能跟我辩论的人不太多

　　12月5日，张化桥发微博称：

　　上星期六(行情002291,诊股)，我在香港中文大学MBM思享会上发言。中心思想就是，中国的金融深化早就走过了头，必须瘦身。此讲稿被多家媒体转载之后，我收到了几个读者的来信。其中包括这位业内人士，游先生问我：“你说太多不配享有信贷的企业和个人获得了信贷。你有数据支撑呢，还是从实践中获得了这个直觉呢？”

　　我回答，“两者兼有。咱们先看数字。我说我们非银金融机构（含P2P 、助贷、小贷公司、典当、消费金融、保理、融资担保、私募基金、财富管理）作为一个整体，不良率一定不低于20%。

　　这说明什么呢？三点：

　　第一、显然，这里面有太多老赖（俗称骗子）。第二、大量的借款人也确实无力还款。真心的。第三、我们风险控制和信贷的选择出了大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这么多机构（使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维度的大数据）还出现这么全盘性的、系统性的问题，等到以后私隐管理收紧之后，那问题岂不是更大了？

　　我说，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整体有20%以上的不良率，能够跟我辩论的人不太多，因为我是多家此类机构的股东、董事、顾问。我也调研不少其它机构。如果我说我们的小银行有10%以上的不良率，也没有太多人会跟我辩论。

　　天下之大，有没有优秀的信贷机构？有没有不想当老赖的企业和个人却尚未获得信贷呢？当然有。很多。他们是漏网的好鱼。但是，他们也是信贷全面过度的牺牲品，是我们根深蒂固的老赖文化的牺牲品。

　　我们的金融系统应该不应该想办法服务他们？当然应该。但是为了服务他们，我们的金融机构必须浪费大量的弹药找到他们、评审他们，而且再给老赖和无力还款的非老赖们增加贷款。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好比在一堆干柴中找几根针。

　　注意：老赖的普遍性和无力还款的非老赖的普遍性，全面推高了我国信用市场的风险溢价，伤害了无辜。从统计数字上看，全球小微企业一半以上活不过五年。中国的比例是80%以上。也就是说，做小微信贷的失败的概率很高。当然，你可以说你有精准的风控。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这相当于在贫瘠的土地上种庄稼。

　　而纯粹的消费信贷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从经济学理论上看，intertemporal balancing，即，平衡今天的消费与未来的消费，这有利于消费者效用和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可是人性难控，容易上瘾，容易掉进陷阱，跟信贷机构形成互相伤害，互相陷对方于不义。

　　你看看现在消费信贷的人们的状况就知道了，他们中的太多人是一群永久性的欠款人，英语文献把他们称为 a permanent underclass。”

　　我国不良资产规模到底有多少？

　　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业究竟有多少不良资产？这是一道打爆过无数空头的世界难题。

　　曾经以做空安然一战成名的“空头大师”詹姆斯·查诺斯，于2011年有过预言：“中国的银行体系就像建立在流沙上面一样，极度脆弱。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

　　还有曾长期供职于惠誉评级的“中国银行业大师”朱夏莲，她在2016年说过：“考虑到影子银行的风险，中国银行业实际的不良贷款率在22%。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银行业风雨飘摇，国际大银行普遍市值暴跌，有些银行直接倒下了。相形之下，中国银行业要稳得多，不管是股价，还是各项监管指标。

　　截至2009年底，中国商业银行按贷款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余额4,973亿元，比年初减少630亿元，不良贷款率1.58%，比年初下降0.84个百分点。

　　但是，有人不信。

　　2011年6月，高盛发表研究报告称，预计2013年中国内地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达8%；

　　2015年10月，法国里昂证券认为，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可能高达8.1%，是官方数字1.5%的六倍之多；

　　2016年6月，麦肯锡发布报告称，预计2019年不良资产率可能升至15%。

　　那到底是多少？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曾撰文指出，2018年末，中国金融资产总规模达722.1万亿元。如果保守估计其不良资产比例在2%-4%之间，整体中国金融业的不良资产规模可能在20万亿-30万亿元左右的规模，这相当于一年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

　　安邦智库发文称，中国金融业的广义不良资产规模并没有准确的数据。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84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987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6%，较上季末微升0.02个百分点。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此前提出，2019年银行业新形成2.7万亿元不良贷款，今年将加大对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全年预计银行业要处置3.4万亿元，而去年同期为2.3万亿元。这个数字可能包括政策性银行，也反映了银行业不良资产的不断抬升的趋势。另外，更多的关注类和根据新冠疫情要求展期的贷款可能都会在2021年加速暴露，从而带来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大幅度上升，预计这一数字可能达到5万亿元的规模。

　　就影子银行而言，信托类的风险资产有超过5000亿元，其他资管行业预计也有2-3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大量的小贷公司、消费金融领域的风险比例可能更高。地方隐性债务和房地产行业可能具有的存量直接债务也是一大风险因素。

　　金融资产风险明显向银行集中

　　无论我国不良资产是哪种规模，正如银保监主席郭树清所说，出现疫情“黑天鹅”后，资产质量加倍劣变不可避免。由于金融财务反应存在时滞，目前的资产分类尚未准确反映真实风险，银行即期账面利润具有较大虚增成分，这种情况不会持久，不良资产将陆续暴露。

　　此外，银保监年初在答记者问时提到，一些银行、企业和地方政府不愿主动暴露不良，有的甚至故意粉饰和隐瞒。总的来说，当前不良贷款并未充分暴露，存在较大上升压力。我们必须做好不良贷款可能大幅反弹的应对准备。

　　对于巨额的不良资产来说，在整体杠杆水平放缓的情况下，既让实体经济背上沉重的包袱，难以轻装前行，而且压力的集聚也可能出现大范围的暴露，极有可能引起系统性的危机。

　　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指出，近年来金融资产风险明显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集中，而金融机构的风险相当部分最终要由政府承担。2018年末，由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承担风险的金融资产规模分别为365.9万亿元和118.7万亿元，是2007年末的5.85倍和2.60倍，占全部金融风险资产的比重为54.5%和17.7%，总计达72.2%，比2007年高2.6个百分点。

　　风险向金融机构集中的趋势明显，2018年末，金融机构承担风险的占比较2007年末提高了14.2个百分点。从其他部门看，2018年末居民、企业和国外部门承担风险的占比分别为9.4%、13.8%和4.6%。

　　所以，对于风险的排除和应对，与其被动的应急，在“爆雷”之后去“救火”，倒不如针对具体行业和领域进行主动作为，如同处理互联网金融的问题一样，进行有序的排雷，以取得化解金融风险主动权。

　　未来按照承受能力，风险分别予以“引爆”

　　安邦智库表示，如此规模的不良资产不可能短期内集中消化，仍需要坚持在一定时期内，按照风险承受能力，分别予以“引爆”。就之前安邦保险、包商银行、恒丰银行等区域性金融机构的处置来看，一个省份可能只有能力处理一家类似规模的问题机构。这样来估计，如果每年能够处理5万亿元规模的不良资产，在整个“十四五”期间，金融风险的排除都可能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行业的一项主要任务。

　　当然，金融风险的处理和排除，不仅需要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置，更主要的还是需要金融改革来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从时间上来看，资管新规合规的落实、房地产行业的调控，以及对影子银行的清理都是未来金融监管的主要任务。如同刘鹤副总理谈到的，通过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提升直接融资的比例，推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配置方式的变化和银行系统的改革。货币政策仍需要避免2018年“去杠杆”的过度化，避免出现“政策悬崖”，在结构性改革和金融稳定之间取得平衡。来源 | 不良资产头条综合安邦智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