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为什么中国土地市场化改革增长潜能最大？

　　专栏上一篇结语文章为“复兴大业：成在土地体制改革，不成也在土地体制改革不了”。其发表后，一些微博和公众号网友留言说，只有广义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土地要素对增长的贡献作用其实越来越弱。为了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说明我的看法，又不得不就专栏系列文章写了一篇学术性的结语，与大家进行讨论。

　　写在前面的一些话：我只能算一个土生土长和水平不高的经济学者

　　在开笔学术论述前，首先要申明的是，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或者只能说是一个经济学者。最新的研究进展需要依靠学生们翻译介绍给我；数学水平不高，一些复杂的建模基本上不行，更谈不上编程和自己进行计算，这些工作只能是团队去做；现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也不熟悉，一些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得边研究边学习。

　　2013年时，写了几本书后（现在看来其中也有一些错误的看法），我已经决定要金盆洗手了，退出经济学江湖，去云游四方。但是，2014年经济增长下行，看了一些对放缓原因的解释，总觉得似乎有道理但和许多相关的数据不相吻合。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是：总是去对实际碰到的一些经济问题胡思乱想，总是别人说一个观点就去看数据验证对不对，总是水平不高但还是老挑点其他文献可能有的瑕疵。这个毛病自己也觉得不好，实在是应当改改了。没憋住，又重出江湖了。

　　然而，我的胡思乱想都是研究问题找不到现成方法时，最后把它们胡乱涂鸦出来。如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原因时，总觉得有可能首先是人口变量出了问题。先是发现中国人口增长和GDP增长两根曲错时高度相似，再是让团队回归发现中国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20年前人口自然增长率与20年后的经济增长速度高度相关。不管怎么说，这一发现颠覆了原来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以及发展经济学有关的一些知识。于是以此为展开，写了一本《中国：增长放缓之谜》。

　　我不想做一个对自己国家经济前景的唱衰派学者，总是想尽点责任，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看在讨论清楚下行原因（当然学者们各有看法）后，有什么办法能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稳定住，并尽可能支撑在一个中高速的水平上。紧接着我想完成下一本《中国：理想经济增长》。实际上当时也就是想偷个懒，如果这些问题前人做过的我自己觉得较为满意的文献，综合一下各大家的观点（肯定会注明文献作者和出版处），自己再照猫画虎在结构和内容上整理一下，提一些自己定性的看法，就算完成任务。

　　但是看了许多研究后，总觉得可能有一些需要讨论的地方。比如，中国作为一个转轨国家，最主要的增长速度应当是来自于改革，但在许多文献中看到的仅仅是推进广义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的途径；比如许多学者也提出改革会有增长的潜能，但是怎么计算出来，也许我看的文献不够全面，还没有看到一种可用的方法；比如，自己感性上觉得土地要素的改革可能新增长潜能最大，但是许多模型的计算中都没有土地要素这一变量；等等…。后来发现，事情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和轻松，在经济学江湖中还真是不好混。

　　先是斗胆评述了一些文献，其实很多作者是我敬仰的经济学老师和学兄同仁好朋友，他们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也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不自量力，胡思乱想了自己的一些逻辑。现在看来想法和路径虽然可能有独到之处，但是分析套路和工具还是陈旧了一些。唯一的好处是，大体把思路、逻辑和走势，自以为可能想清楚了。再就是，发表的文献，可能稍微有点数学知识，或者没有太深数学知识的，就文字叙述也可大体看个明白我说的道理和方案。

　　大约是40岁左右时，曾经读过英国政府曾经招标竞争解决远洋船舰上座钟因摇摆、温度、湿度等不同而发生标时不准问题的故事。当时有一场大辩论。伽里略学派认为，运动和力学方面的现有知识和技术对此难题的解决能力十分有限，只能依靠天文学及其观测来加以解决。当然白天和黑夜天阴时，这招肯定不好使。而牛顿学派学者，有的认为力学知识及其技术从理论上讲可以解决；有的则认为，因海上摇摆、温度和湿度等不同，此难题根本就无解。而对什么技术，制作什么样的座钟，多少人的方案，很长时间中，找不到满意的可行和可操作的方案。此时一个英国乡下的山村木匠（如果我没记错名字叫哈里森），胡思乱想了一个方案，画成图纸，也来这一江湖里瞎凑热闹。在投标时，根本就没有通过。因为，一个农民，讲不出什么力学方面的道理。但幸运的是，参与招标评选的一个钟表大师觉得眼前的诸多标书中，可能有点靠谱的，还是这个山村木匠画出来的这一方案。他自己掏了200美元，让木匠去试制。多次失败、屡败屡试、千辛万苦、经历磨难，还是试制成功了，并且规模化量产了。

　　在研究如何将中国经济增长稳定住这样的课题期间，笔者记起了这一故事。我是青海东部山区农村长大的，上大学之前就在东北部大山河谷乡村中生产队和公社里读书、劳动和工作，其实也就是个农民。比哈里森强一点的是，读了个大学，混了个经济学博士，读书期间学习成绩并不好。

　　中年读到的这个英国山村木匠哈里森故事，至今记忆犹新，对我这几年研究的鸡汤作用实在是太大。受其激励，下面还是想把我的胡思乱想，画个草图，写出来，看看可不可行，有没有操作性。

　　1．土地投入产出的经济学争论和转轨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经济学争论：土地投入和体制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的潜能很微弱，还是很大？近几年笔者研究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可能的速度时，认为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潜能最大，大约要占到其加劳动力和资本等三大要素市场化改革新增潜能的70%到80%。

　　对此一些朋友提出了异议：认为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实证分析看，科技在增长的贡献比率越来越大，而土地增长的贡献比率却越来越小。从学理上讲，土地供给数量一般是一个不变量，并且土地的边际产出在下降，在GDP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微弱。因此，一般的生产率模型中，将土地要素变量剔除了。而且，也有的学者认为，对于中国，土地体制的扭曲，可以通过非扭曲体制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加以纠正。因此，土地要素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并不太大。我认为，这可能是经济学研究上一个很大的失误。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的比率越来越大，并不一定会推动其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从低速转向中高速，因为对此似乎并没有实践数据的验证。也可能又是胡思乱想，某项投入贡献的比率增大与GDP整体增长速度的高低，在不同的阶段中，可能并不是一回事。作为经济已经发达的国家，首先需要的是技术进步，即对GDP的贡献比例提高；而作为发展中国家，可能较紧迫的，不论什么要素投入，能够把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中高速水平上，却可能更为关键。

　　笔者这几年的研究认为，中国作为转轨国家，最大的增长潜能来源，在一定的时期中，并不是广义的技术进步，而是土地要素配置体制的改革。与发达国家增长新潜能来自于人力素质提高、知识进展和技术产业化等不一样的是，中国的新增长潜能主要来自于体制改革。如果反过来说，假如增长的潜能中国最主要的也是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计量分析上忽略改革，则与体制转轨国家国情不相符合。过去的问题在于，没有找到通过一种将改革红利加以计量的方法。因而，改革会推动经济增长，只是定性的猜测，而不能够进行定量分析。

　　2．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未来为衰势

　　从未来中国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配置改革和投入产出变化看，这两大因素的增长潜能会越来越弱。未来15年，一是从劳动力投入数量看，每年将负增长1%，GDP会年均收缩0.5%；而户籍、公共服务和土地房屋等促进人口流动的改革，因劳动力配置改善可能获得的年新增潜能平均为0.7%。劳动力要素投入贡献收缩和配置体制改革新增潜能相抵后，年均只有0.2%的增长潜能。

　　二是从资本数量投入来看，由于存量规模越来越大，年投入增长率并不可能是原先普遍认为的8%—6.5%—5%，很可能是5%—3.5%—2%的增长趋势，资本边际产出率也将持续下降。资本要素配置改善方面看，资本与土地和劳动力特性不一样，其流动性较强，并且其价格已经基本由市场定价。因此，国有经济投入与民营经济投入中的价格扭曲不大；另外，资本价格扭曲部分，可以通过国有企业财务公司转贷、借款项目外包、使用农民工等，通过非扭曲体制的利益最大化来纠正。以此推算，资本投入和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资本配置改革形成的增长潜能，年均在0.2%到0.3%之间，潜能也很微弱。

　　广义技术进步和服务业可以将经济增长速度支撑在中高速上的判断，不确定性很大。对此，笔者在公众号近期专栏文章之四中已经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3．经济学分析对体制转轨发展中国家情况的可能忽略

　　土地现在的体制扭曲问题是：价格是从无到有的扭曲，并且以其物理固定性特征和严禁交易设置，产出损失基本上无法通过非扭曲体制加以纠正。中国土地配置的二元体制特征：绝大部分土地不允许市场交易，是生活和生产资料，不是资产；一小部分土地在行政垄断市场上极端交易，是资产；不能交易土地价格是零到市场价的极大扭曲，与劳动力和资本相比，前者可流动和后者基本固定，其产出损失无法通过不同投资者之间易手或者流动到别处，通过非扭曲体制加以纠正和弥补；而土地禁止交易加严格的规划用途建设管制，即使一些非扭曲体制行为，如将宅院扩建成客栈餐馆、农田改成观光园地、未经审批将集体建设用地改变为农产品加工用地等等，企图以此来纠正体制扭曲的产出损失，也会被强制拆除而纠正不了。

　　土地和房屋交易，以及不动产不形成GDP，是一个误解。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土地和房屋交易收入，无论是政府、企业法人，还是自然人出售获得的收入不以收入法计入GDP。但是，实际上，（1）作为物业公司出租土地和生产经营用房，其地租房租要计入GDP。

　　（2）土地投入和建筑物投入无法分开的，其形成的固定资产，获得的年利润、上交税收和折旧，要计入GDP。

　　（3）中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不计入GDP，但是，按照要素生产力贡献归属原则，对于居民自有自住的房屋，以自己给自己交房租的方式核算进入了GDP。实际上，每年地方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在增加值核算时，以虚拟房租的方式，将在二者间进行了平衡。

　　（4）而且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区别是：土地交易收入大部分流向了地方政府，而不是农民；房价收入比太高，额外转移了一部分买房居民的收入；住户中自有自住比率高，出租比率低；按揭住宅贷款每年的还本付息压力较大。

　　从中国经济的实践看，土地和房屋产出实际上进入了GDP核算，而且比率越来越高。仅仅从中国房地产领域看，将地方政府土地收入通过居民虚拟房租进入GDP，以及房地产和建筑商给政府交的税收、房屋开发建筑劳动力投入、建筑业固定资产折旧等，2000年到2019年，其创造的增加值占GDP比例，从2.5%左右上升到了15%以上。并且，虽然土地价格从1998年到2019年年均复合增长率17%，商品房屋8.2%。但是，GDP缩减指数篮子中，并不包括这两项因素，也就是说土地和房屋价格泡沫，很可能也进入了每年的GDP核算之中。

　　5． 土地体制改革未来经济增长潜能最大的经济学道理

　　土地体制配置从计划行政配置，改革到由市场交易配置，潜能最大的来源，是规模巨大的无价格的作为生活和生产资料，变成有市场价格的土地资产，这个过剩是一个价值从零到市场价值，从不是投入资本到投入资本产出的很大释放。（1）这部分原来禁止交易的土地，从影子价格计算，假如2021年放开交易，影子价格估计，农村有473万亿元，城镇有150万亿元（不包括不可交易部分）；交易0.2%，就是1.25万亿元，可以以虚拟房租法平衡其收入流量，将为GDP的1.22%左右。

　　（2）这部分土地，可以以地为本，进行注册，吸收投资，或者抵押借贷扩大规模，假如放开后投入量为5%，其资本产出率为5%，获得的新增长潜能滞后3年，也可能为2024年GDP的1.55%。如果2021年土地配置体制彻底改革，按照并不高的交易率和资本投入产出率，2024年时，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可能在2.5%左右。

　　在中国，在要素投入产出格局中，可以将土地投入数量垂直线，变成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耕地占国土面积比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土开发利用率的重要指标。国际比较，美国17.92%、印度51.45%、欧洲28.87%、日本32.81%、韩国18.36%、巴基斯坦25.8%、中国则为15.97%。

　　耕地生产率、人均粮食产量、产业和城镇发展，与人均调水量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从调节水资源分配3个人口大国的人均调水水平比较看，美国94立方米、印度103立方米。中国从产能看，只有47立方米。中国总的已利用土地，占国土总面积71%。从这三项指标看，我们国土开发利用比率和质量并不高。

　　如果我们调节水资源分配，将国土利用率提高到76%，可以增加1亿亩建设用地、1亿园地和5亿亩耕地。按照现价可以增加120万亿元土地资产。

　　也有的学者提出，在未来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边际产出下降，有什么理由判断土地要素投入贡献就可以对其发生替代？除了上述土地投入可以改革垂直为向右上倾斜的曲线外，（1）三大要素组合中，中国最短缺的是土地。中国国民经济要素投入组合中，装备资本已经过剩，并且即使未来遇到短缺，也可以由装备制造业短期内快速补齐；劳动力要素每年虽然以1%的速率收缩，但是相对于土地要素仍然过多，仅农业就业劳动力剩余15000万人以上；与欧美等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只有土地最为短缺，不仅耕地供求缺额1/5，而且城市、交通、水利、工矿等用地供给都非常紧张。

　　（2）中国经济发展正在从消费品为主的工业化向资产型工业化转型，资产和财富的积累将是未来经济增长主要的内容。中国的经济发展，1979年到2020年是解决温饱、初步建设小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阶段的工业化特征就是大量地生产一般消费品，改善居住条件，刚刚进入汽车社会；2021年开始，人们将从原来的就业创业转变为就业创业置业，从满足消费需求转变到追求资产、财富和富裕。汽车、较高水准的庭院房屋，以及与房屋有关的客厅、卧室、厨房和卫生间等精品装修、装饰、高档家俱、现代厨卫用具等，将是下一个工业化阶段的主要提供内容。这就是人们生活需求和内容向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转型和替代。

　　（3）人口流动城市化与逆城市化互动，居民高层住宅再利用与居住逆高层化互动，城乡土地房屋要素和资产的盘活是关键。将会发生城乡之间人口、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房屋的双向流动和置换。乡村的人口结构较年轻，需要到城市寻找他们的事业机会；城市居民老龄化程度较高，需要到村镇去休闲养老，甚至投资于养老型农场。农村的宅地、耕地与城镇的住宅可以相互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加以互换和再配置。与土地和房屋投资有关的资本，也会在城乡间循环流动。

　　（4）土地与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不一样的是，不能再生，稀缺性、用途改变、位置变化和肥力提高，都会带来土地资产的溢值。虽然在一定的时间中，可以通过调节水资源分布，改造未利用土地，提高国土利用率，来增加可利用土地要素。但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性是其固有的特征；由于农村耕地改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土地因交通水利市场人口外部条件改变，耕地道路水系土壤投入增加，使其地租水平逐年提高。因此，与资本价格可能下降不同的是，土地价格和地租一直是逐步上升的。

　　上述这样一个“土地体制改革和调水增土战略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最大潜能”的逻辑，我和我的团队，正在深入地进行工作：厘清思路和设计逻辑框架，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选择变量、构建模型、编写程序、进行试算、调试参数，把上述思路和逻辑能够计算和用数据结果提供出来，以此为据提出改革和发展的方案和政策建议。

　　我有信心的是，不断地有新人加入我们的团队，他们的理解悟性、消化能力、数学水平、方法掌握、编程操作、计量计算等等，远胜过我。我们一定会把这项工作做好。也为母校—东北财经大学培养一些学术功底扎实、针对中国问题、理论能够创新、实践能有对策的经济学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