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跃洲：数字化转型是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

　　导语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将是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或者目标。数字化转型本身会是先易后难的推进过程。到目前为止，中国数字化转型或者已经形成的新模式、新业态，主要还是在消费或者服务领域。今年的疫情期间，数字化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疫情后，中国数字化转型推进的重点必然由消费或服务领域转向制造业领域。

　　以下文字由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数字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蔡跃洲在6月17日的《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中国产业升级》学术研讨暨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读了赵昌文和许召元等著的《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中国产业升级》一书以后，我有几点感想。

　　首先，我觉得这本著作因应了当前时代的需要。2018年5月28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我们现在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赵部长和召元副部长的新作的出版，可以说因应了总书记所提出的历史性交汇期的时代要求。

　　这本书对产业升级的历史经验与一般规律进行了梳理，也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即书中所说的新工业革命）的技术体系、结构变化、生产特点进行了归纳，还对当前中国突出的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产业升级当中涌现出的平台经济、分享经济新模式也进行了系统分析。

　　数字化转型是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

　　我个人认为，在这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将是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或者目标。书中提到的新工业革命，有多种提法，有的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从创新经济学视角也可以将其看作是“第六次技术革命”。这次新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大致是在2010年前后；包括3G、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全面商业化应用应该是在2009年。比如3G应用，国内第一张3G牌照的发放时间是2009年1月。可以说，以物联网、3G/4G/5G、大数据分析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拉开了新工业革命的序幕。

　　从应用的结果来看，过去十年时间，平台经济、分享经济，或者线上线下本地服务、网络众包、互联网金融……各种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或者说一些既有的经济模式以数字化的形式实现了升级，比如书中最后两章谈到的平台经济、分享经济，在工业经济时代甚至农业经济时代便存在这种经济形态，而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平台的出现以及业务流程的数字化改造升级使得这些经济形态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对此，书中也进行了专门论述。

　　数字化转型将从消费和服务领域、向制造业领域推进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我国的数字化转型或者已经形成的新模式、新业态，主要还是出现在消费或者服务领域。背后的驱动可能主要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全面的商业化应用以后，使得数据要素，从生产收集成本，到3G、4G、5G应用以后的传输成本，云存储的存储成本，云计算的处理成本，包括现在大数据分析技术和深度学习技术的不断迭代和优化，使得数据生成、传输、处理、分析等各方面的成本都大幅下降，基本都实现了零边际成本。在这种背景下，数据就成了新的关键要素。

　　那么数字化转型本身会是先易后难的推进过程，为什么会在消费或者服务领域先涌现出这么多新模式、新业态？原来可能就在于消费、服务领域的经济活动，或者交易场景涉及数据信息采集、处理、分析，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且它的模式通用性更强，不需要太多的转化，所以受众范围更广，因此成长也更为迅速。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特别是此次疫情期间，数字化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我认为，疫情后的数字化转型推进的重点必然由消费、服务业转向制造业。其实这本书中也对“工业4.0”“CPS”“中国制造2025”有专门的论述，介绍了西门子、GE在推进工业互联网方面的尝试。

　　接下来中国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应该转向制造业领域，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推动实现智能制造。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向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技术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通信上的时延，工业应用需要降到毫秒级，无人驾驶也必须控制在毫秒级，所以必须有5G通信作为基础。数字化转型后，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数据，对数据的存储、处理、分析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数据中心、对人工智能技术也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性能上的要求。

　　中国推动数字化转型的优势和挑战

　　就当下这个时点来讲，中国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还是面临着比较有利的条件。首先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此次疫情期间，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强调要加快5G网络、数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也是强调“两新一重”，就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5G、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这些新型基础设施，可以说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基础。未来智能工厂、无人驾驶、远程医疗（手术）等诸多的应用场景，都需要低时延、大容量、高速率的数据传输网络作为保障。当前，政府主导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上重点发力，既契合了世界科技革命发展的潮流，也为我国加深数字化转型、推进产业消费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另一方面，从数据要素来讲，按照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庞大的网民优势在社交、消费场景已经转化为数据要素的禀赋优势。最近过去两个月，中央也出台了两个文件，其实都与规范数据要素相关活动有关。一个是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数据要素的采集、交易、共享给出了明确的意见。另一个是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对数据要素市场作了专门的论述。我认为，通过政府层面的推动，我国数据要素市场未来有望得到进一步规范，使数据要素的禀赋优势能够为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宏观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当然，我国推动数字化转型也面临着一些瓶颈和障碍，如集成电路、高端芯片等。鞠建东教授也讲了我们在光刻机方面其实同国际领先水平存在很大差距，中美贸易摩擦下直接受制于人。实际上，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还有一个重要的薄弱环节就是工业软件和工业APP；但这个领域的技术可能不太被社会大众所关注。这些技术瓶颈和薄弱环节的突破，需要政府部门集中力量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加强科研投入和攻关力度，同时配合以体制机制改革，强化自主研发技术的应用。通过应用加快技术的优化迭代，逐步突破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