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全牌照不一定代表全能 要重视国家金融能力建设

　　中国当前的实体经济处于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关口，也处于经济软着陆的关键时期，一方面需要消化和出清掉上一轮重工业时期积累的风险，另一方面需要加快从商行向投行的进化。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意味着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一般的规律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带来了金融产业的发展，金融产业的发展又进一步反哺实体经济，推动经济进一步的增长和结构升级。

　　这是理想中的经济-金融良性双向循环格局。但在现实中，由于金融是经营杠杆和风险的，具有不同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规律，往往会放大经济波动，出现所谓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同时，金融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还会脱离实体经济“自生长”、“自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会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给实体经济带来伤害。这是全球经济一百年以来一直发生的事情。

　　从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矛盾，已经成为决定当前我国经济稳健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造成这个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于政策监管层的多重考虑，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大幅滞后于实体经济的改革（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属于国有，金融监管类似计划经济）。

　　这导致了，在经济快速增长和技术、产业结构不断迭代升级的过程中，以商业银行为主的中国金融体系，依然只能服务于具有抵押品和政府信用的“高评级”传统产业，缺乏与实体经济发展节奏相适应的，面向未来新兴产业的风险甄别和资产定价技术。

　　于是一个悖论式现象出现：一面是规模不断膨胀成为全球第一金融产能的商业银行体系（300万亿元），另一面则是融资难融资贵的新兴技术企业和死气沉沉近乎停滞的资本市场。换个说法，这个矛盾的表述则是：

　　新兴产业企业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综合化金融服务需求，与传统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供给单一和不足之间的矛盾。

　　事物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矛盾。这个矛盾导致的进一步的现象就是：资产荒。但资产荒本身又是个伪命题，资产荒的本质并不是核心资产的贫乏，而是银行核心能力的贫乏，缺乏相应的风控和定价技术来创造资产。

　　这一切问题，都在指向同一个解决方案：拓宽商业银行的能力边界、推动商业银行自身的迭代升级——所谓的金融供给侧改革。

　　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金融体系的进化。如果工业化已经进入了创新和技术驱动的轻资产模式，金融生态也应该从商业银行进化到投资银行。但这种进化何其难？商行和投行，模式和文化上的差异，不亚于从水生动物到陆生动物。

　　商行与客户之间是债权关系，需要抵押物和随时的回款，银行家与企业之间往往只能锦上添花而很难雪中送碳，因为债务契约关系决定了信贷的固定利息，无法承担过多的风险。所以我们看到了经济下滑期或风险暴露期，银企关系的这种脆弱性。

　　而投行与客户之间则是一起成长的合伙人关系（跟投），即使不跟投仅仅是包装上市（IPO），那也需要长时间的尽调和深入了解。投行家需要真正的与企业家站在一起，共同分享成长的收获和不确定的风险。投行家是具有金融家精神的，同时也是最能激发企业家精神的。

　　中国当前的实体经济处于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关口，也处于经济软着陆的关键时期，一方面需要消化和出清掉上一轮重工业时期积累的风险，另一方面需要加快从商行向投行的进化。只有真正的投行发展起来，才会创造更多的“核心资产”，才能为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输送给更有价值的投资标的。

　　那么具体到中国的实践，如何推动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进化？其实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努力，在2013年左右形成了“大资管+泛投行”的整体格局。但是正如我旧文《凛冬已至，还有多少人假装干银行》中所说的，中国的商业银行过去做的，究竟是投行还是通道？

　　在没有券商牌照，缺乏专业的人才队伍和科学的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很难做出真正的投行业务。那么如何在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结构的金融生态系统内，生出投资银行的果实，可以借鉴同样是制造业大国的德国的经验——大力发展全能银行。

　　但是要记住一点，全牌照并不一定代表“全能”，全能银行需要经过长期的能力建设。

　　最近热议的证监会给商业银行发券商牌照的新闻，可能就是政策层在向全能银行的方向上做打算。发放牌照只是第一步，通过牌照扩展商业银行的功能边界，为其向投行模式的进化打开空间。在当前的局势下，这样做的目的和逻辑是什么呢？

　　一是前面一直强调的，通过全能银行的模式，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在当前疫情造成的经济困境下，通过扩大商业银行的服务范畴，更好的给中小民企尤其是新兴技术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助推产业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

　　二是更好的完善金融产业链、价值链，并将风险内化在微观金融机构层面。商业银行取得券商牌照后，加上原来已经获批的理财子公司，就可以在其系统内部构成“投行+资管”的双轮驱动格局。投行负责制造和形成底层资产，资管负责组装和包装成产品进行出售，这样就形成了内在的闭环，拓展了大型银行集团内部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由于产业链分割造成的风险。要知道，金融产业就是经营风险并具有外部性的行业。

　　三是符合当前全球放松金融监管的大趋势。此次疫情发生后，美联储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但是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仍然处于2010年7月奥巴马政府签署的有史以来最严的金融监管法案之下，货币宽松释放的货币无法通过商业银行体系进入企业和个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后，特朗普政府开始放松监管，并且全球开始进入新一轮金融监管宽松和混业化经营趋势之下。通过发放券商牌照给商业银行，形成全能银行的经营格局，可以更好顺应全球监管趋势。

　　四是提高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尽管中国的金融业规模庞大，但是缺乏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投资银行，更多的是依靠牌照垄断和国家隐形保护寄生发展的商业银行。这显然不利于金融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众所周知，过去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但是对外投资收益却一直逆差，原因就是中国缺少懂国际规则和国际关系，具有跨国投资能力的大型投资银行。全能银行的塑造，或许可以改变这个局面，尤其是在中国决心进一步推动金融对外开放的背景下。

　　最后，我想强调的一点，或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国家金融能力。疫情常态化和危机常态化的动荡时期，各国开始强调国家能力。尤其是美国自特朗普上台以后，开始强调美国至上，强调国家主义，逐渐将过去普通的金融市场竞争，通过国家力量（美联储和大型金融集团）的介入，染上了金融战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家金融安全如何维护，我觉得国家金融能力的建设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借鉴迈克尔曼和福山等政治学者的思想，可以将国家金融能力从三个纬度进行界定：

　　一是国家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能力，这既包括货币政策等常规政策执行和传导能力，又包括金融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等对微观金融机构的直接管理能力，当前尤为重要的是金融体系对外部重大冲击的缓释能力。

　　二是金融体系的法治建设和金融体系的现代化治理能力。能否在一个法治的体系下进行日常的监管和金融交易，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法律是否健全，能否严格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对正在推进注册制改革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三是有一批卓越的既有国际专业水平，又着眼于长远发展和具有金融职业素养的金融家。这些金融家首先具有现代金融伦理和职业操守，不是短视的投机主义分子，他们致力于这个行业的长远发展和国家的金融安全，因为没有行业和国家的大环境，个体也难以容身。其次要有国际法务、会计、交易等实操经验。金融是一项实践活动，经验或许比理论更加重要，也更加稀缺。第三，这一批金融家虽然有国家意识，但是更多的是开放的思维，具有充分的文化兼容能力和开阔的视野和心胸。

　　可以说，国家金融能力，实质上是金融市场化、自律性和开放性的内在统一。国家金融能力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对抗（所谓金融战），而是合作。

　　总之，给银行发券商牌照，虽然还没活得官方的正式认定，但是走全能银行这条道路的方向或许已经看清楚了。当然，两种文化兼容的问题依然不容乐观，短期内绝非能够完全解决。不过，只要坚定的走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改革模式，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内生进化也不是不可能。只有这样才会真正的让金融力量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才会形成真正的可持续的国家金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