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重恩：新基建要适度 不能一哄而上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学术成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近日接受《中国金融》杂志专访，就如何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如何从财政政策角度采取措施保住企业渡过难关，以及中国经济如何走出疫情影响、守住基本盘等一些列问题作出回答。对于现在比较强调的新基建投资，白重恩表示赞成并支持这个方向，但是结合以往的经验教训，他希望能够把握节奏，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要一哄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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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形势下，如何更好地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直接影响，疫情对很多经济活动带来了冲击。前期我国经济运行受到一定的影响，目前已经逐渐恢复正常，而国外的经济活动仍然受到很大的影响。另一个是间接影响，存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当外部经济活动没有恢复正常时，对产品的需求减弱，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二是如果企业生产环节的上游产品依赖于其他国家的企业，疫情导致这些国家生产能力受限，则该企业也会受到影响。三是疫情之后，一些经济体认为在某些方面自给自足非常重要，容易形成一种反全球化的情绪。例如，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很多国家对医疗设备等生产销售提出限制措施，只顾本国利益，引起了其他经济体的反感。这可能导致人们对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信心不足，从而更多考虑用自给自足来防范风险。同时，有些国家出于选举等国内政治层面的考虑，会采取一些对经贸关系不利的措施，这也会对供应链和产业链产生负面影响。

　　为此，我国特别提出要“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我认为，这个问题要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来看才比较全面。在疫情冲击下，从短期看，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可能性不大，因为重构产业链需要较长的时间。从中期看，反全球化思潮确实可能会带来产业链、供应链格局的重新调整，这个调整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从长期看，情况可能又不是那么悲观。过去这些年全球价值链之所以发展得那么快，是因为它带来了效率的改善。现在人们不仅仅关心效率，还同时考虑全球价值链的安全性，使其具有足够的“韧性”。而这个韧性和效率可能稍微有一些冲突。从保证效率的角度，需要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从保持韧性的角度，又要考虑如何保证经济体安全，使得价值链上的环节不要过度集中于某一市场、某一企业，而是要适当分散。短期内，一些国家对“韧性”的考虑可能会多一点，但是长期来看，又会重新意识到效率的重要性。所以我认为，尽管可能一段时间内会出现产业链的重构，但最终当人们重新呼唤效率时，又会继续让全球价值链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管未来情况究竟如何，我国都要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变化。一方面，要考虑与我们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充分评估它的稳定性、安全性；另一方面，不能放弃对效率的追求，要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局面。这个局面能否维护好，与各个国家的努力是直接相关的，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努力。也就是说，我们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的前提下，应作出最大的努力来实现最好的结果。

　　现在我们特别关注“卡脖子”的技术和产品，对此我们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做到有基本的供应能力，当别人“卡脖子”的时候，企业也能够继续生存。同时，不放弃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推动国际治理改革，使其向更加完善的方向迈进，从而对全球价值链的韧性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而不仅仅是依靠每一个国家的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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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关系

　　谈到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我认为财政政策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货币政策应配合财政政策，同时也要考虑货币政策自身的目标。实际上，这种配合很多情况下与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比如，财政要实现对各类企业提供精准支持，势必要有比较大的投入，从而可能产生一定的赤字，政府发行的债券将吸引大批投资者，如果说此时的货币政策还是很“紧”，那么企业再去融资就会面临很高的成本，融资也会变得更加困难。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就需要与财政政策有一定的配合，来使得融资成本不因财政赤字而上升。当然，这里不是说财政做什么，货币当局就要被动接受什么，而是在维护货币政策自身目标前提下增强协同性。

　　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使企业的融资成本保持在合理水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可以看出，目前的政策目标是既能比较高效地救助企业，又不会带来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这对财政当局提出的要求是，要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对货币政策当局提出的要求是，在满足货币政策既定目标前提下配合财政政策。

　　谈到美联储或者欧洲中央银行的情况，总体上我认为，疫情发生后这些国家和地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在疫情刚发生的时候，肯定会出现一些恐慌。如美国以及欧洲的资本市场一度面临着流动性被冻结的可能性，聚集着很大的金融风险，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及时向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使得资本市场能够正常运行，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各经济体面临的情况很不一样，中国面临的挑战、经济上的困难一定程度上并没有那么大，还没有到那种要实行负利率、无限度购买资产的程度。但我认为，各个经济体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保持市场正常的流动性，保持价格相对稳定，在经济困难时期保持企业的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当然，尽管政策目标总体上一致，采取的手段可能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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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政策角度，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这次疫情给很多企业都带来了特别大的影响。其中有一些企业如果无法获得救助，很可能会破产。需要说明一点，通常情况下，企业因经营不善，或者说由于市场环境改变等原因退出市场，政府是不应该去救助的，应让市场机制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但是，这次疫情中企业受到的冲击不是自身的行为所造成的，是企业所无法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救助企业不会带来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风险问题；相反，如果不救，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救助举措也不能仅仅局限于金融支持层面，实践中金融支持往往很难有针对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市场来运行。这里要特别强调，财政政策能够针对不同类的企业，提供不同形式、不同力度的帮助和支持，这种支持更直接。

　　救助企业还要根据不同行业的情况区别对待。不同行业受到疫情的影响差异非常大。从统计数据来看，2020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7.4%，但是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20.0%，计算机、通信设备等行业的利润增长15%。如果给所有企业以同样的政策、同样力度的帮助，而我们的财政能力是有限的，效果必然不理想。为此，应针对那些面临困难比较大的行业和企业，提供更大力度、更有针对性的帮助。

　　第一类企业尚能维持生产，但外部需求疲软。为保住这些企业，让其能够在外部需求恢复时继续满足市场需要，可以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做一些促进工作。比如，前段时间一些地区尝试发放消费券，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消费券应该鼓励哪一种消费呢？我觉得应该鼓励受外贸影响比较大的企业产品的消费，也就是说，消费券的设定应当更有针对性一些，侧重于增加这一领域的消费需求。

　　第二类企业难以维持业务正常运行，但未来仍有前景。以国际旅游为例，因为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一行业已陷入停滞。然而我们知道，国际旅游的需求仍会长期存在，如果这些企业退出了，它们多年建立起来的与国外旅行社、酒店、旅游景点等的业务合作关系就丧失了价值，未来想重新开展合作也会很困难，所以需要帮助企业保持这些资源，避免其破产。对这一类企业，由于业务停滞，减税没有意义；暂缓社保缴费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能够降低人工的成本；很多企业比较小，没有贷款，或者通过正式渠道无法获得贷款，贷款延期的措施也难有成效。那么就需要财政对这些企业提供一些补助，让它们能够生存下去。

　　第三类企业没有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疫情带来很多新的需求，那就不需要提供财政支持。

　　所以，总的来说，希望我们的政策更有针对性。在此强调的是，这和通常情况下说我们要实行普惠的政策也是不一样的。普惠政策的出发点是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也主张通常的情况下政策要普惠，但现在各行业面临的情况并不一样，疫情导致有些行业所处环境非常恶劣，有些行业则处于比较有利的局面。这时对一定行业的政策倾斜是有必要的。但是在同一个行业之内，对于不同的企业，我们应该提供一致的帮助。所以我的建议是，充分利用大数据来分析一下不同行业受到的影响有多大，有针对性地对行业提供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帮助，真正以比较低的成本、比较高效率地来落实保市场主体的这样一个最关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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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稳”与“六保”的关系是什么？中国经济怎样才能走出疫情影响，守住基本盘？

　　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今年不设定GDP增速目标并不等于对经济增长没有要求，相反“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的着力点，要求经济仍要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方面，而这里面保市场主体又是最关键的。因为如果市场主体没保住，那保就业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如果不是由市场来提供就业，那就要靠政府做很多事儿来提供就业，效率就可能会比较低。所以，保市场主体对于保就业是至关重要的，而保就业对保基本民生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很多人失业，那他们的生计完全靠政府来提供支持，成本也是非常高的。而在保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方面，我国基于较强的调配能力做得相对比较好，属于强项。至于基层的运转，基层财政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正在通过大量增加转移支付来保基层，这方面的困难还是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

　　我认为这“六保”里面，保市场主体和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尤为重要，需要非常精心地去设计政策，非常好地去实施这些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也需要我们的政府能够把握好度，不仅考虑近期的影响，还要考虑长期的影响，这样来设计好我们的政策。如果说怎样抓住“牛鼻子”的话，可能这两个就是“牛鼻子”。

　　对于保就业，我这里有一个鲜活的案例。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我提出了一个关于《建议设立青年志愿服务队》的提案，得到很多政协委员的支持。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会面临特别大的挑战。从调查失业率来看，今年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0%，但是其中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3.8%，是总体调查失业率的2倍多。这就意味着，年轻人尤其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就业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但同时，我们又有很多疫情所带来的公共服务需求没有得到很好满足，需要有人去提供服务。那么，能不能把这两个方面匹配在一起进行解决呢？

　　我的提案给出了这样一个建议。疫情期间我们的教育面临着很特殊的挑战，不能面对面上课，很多课都是在线上进行的。我的同事和他的合作者做了一个研究，通过高考模拟考试成绩来分析高三学生的学习效果，发现线上授课对于弱势群体是很不利的。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包括家长辅导孩子的能力、网络硬件存在差异等。线上教育的负面影响如果不得到矫正，很可能会变成孩子今后的“软肋”。我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组织一些就业困难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作为“青年志愿服务队”来给弱势群体孩子们补课，用一年的时间补上这段欠缺。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看到市场供给需求不平衡时，就要寻找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当前，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比较弱。而疫情又带来了公共服务的新需求，正好这两个可以抵消。再进一步看，组织一些应届大学毕业生，去基层给弱势群体提供这样的服务，对他们的价值观的形成、对他们了解中国的现实也有很大的帮助。建议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政策鼓励，比如对一年后考公务员、应聘国有企业、考研究生等给予适当倾斜，这样可以使更多的孩子把他们的青春用到支持弱势群体的教育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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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才能做到投资适度、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刚才谈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设定一个明确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这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如果定了一个目标，不管是什么，在市场面临着这么大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唯一能做的就是靠投资来拉动经济，来实现这个增长目标。所以，当处于单一投资目的时，就不再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而是满足一个事先人为设定的增长目标，那个时候，投资就可能非常低效。过去就出现过一些地方为了保增长速度，盲目开工建设一些基础设施项目，造成了大量投资浪费、资源挤占以及产能过剩情况，同时，使得企业获得生产要素的成本变得很高。因此，如果为了要达到一个既定增长目标而进行这种低效的投资，我是不主张的。很高兴地看到，我们没有设定增长目标，政策操作的空间就会大一点，也会很大程度地避免低效投资的驱动。

　　现在比较强调新基建投资，我认为，一是当前形势下有必要加大一些新基建的投资力度，尤其是疫情期间，我们加快了数字技术的使用，对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增加了；二是需要用新的技术来提升传统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三是新基建能够更好地支持研究和开发工作。这些都是应该做的。我非常赞成新基建这个方向，但是不希望一哄而上。从这些年的经验教训看，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认为一个事儿该做，往往一哄而上，过程中又缺乏协调，最后就容易造成做得过度了。我们过去的一些产业政策，事后来看，方向是对的，但是力度过大，最后出现产能过剩。我不希望新基建又重复我们过去所犯的一些错误。所以，总体来说，我支持这个方向，但是希望能够把握节奏，能够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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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复工复产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当特别关注和防范哪些风险？

　　我认为，目前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在实施中还是有不少困难的，尤其是在遇到比较大的冲击的时候，就会觉得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但这样一来，就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那么，怎样把握好这个度呢？目前形势下，希望政府起更大作用的呼声似乎比较高。我认为，对此特别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更科学、更长远地去看问题，使政府真正更好地去配合、服务市场，而不是“喧宾夺主”。

　　二是要尽量让金融机构按市场原则来做事。当前，我们的政策目标是支持中小微企业，但要把财政支持和金融支持结合起来看。如果政府对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大力度的担保，那么商业银行可能就会更愿意对这些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但是，如果是硬“压”指标，可能容易带来新的风险，甚至放大刚才所谈的各行业分化问题。最后谁为这个风险来负责呢？那就有可能又把金融机构和政府职能的边界搞模糊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希望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原则来运行，所以，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到这个长期目标。政府该做的事儿政府做，金融机构在不放弃市场原则的前提下很好地去配合。

　　本文原发于《中国金融》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