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学教授：如何重启美国大流行应对措施

　　我们很容易找到美国新型冠状病毒应对措施的纰漏，或着更准确地说是严重缺失。否认、拖延，政治内斗和系统性失灵导致超过10万名美国人死亡并加剧了社会和经济危机。自三月以来已有超过4000万劳动者（占总量的四分之一）提交了失业救济申请。但如今美国人却被告知自己的国家应当回到“正常状态”，而且是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美国的应对失据也已经超越了当今严重党派政治的范畴，这场国家灾难其实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

　　首先要说明的是，大部分的错误都应归因于党派政治，只有民主党人尝试去（在共和党人反对下）通过直接支持失业者、穷人，已患病者和其他弱势群体来修补美国的社会安全网。但是民主党人也未能成功促使美国政府去指导——和支付——私营部门生产那些社会需要但市场本身无法也不会去交付的商品和服务。

　　每当提到必须促使国家“交付产品”总会让人联想起那种决定鞋子应该生产哪种样式，形状甚至尺码的苏联式中央计划者。国家显然不会以这种方式去干涉私人产品市场，这样做只会导致让人回想到指令性经济所导致的人为短缺，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政府在提供某些商品方面其实也扮演着直接角色。

　　公共产品（例如国防）显然应该由政府提供，但实际上在美国公共部门自身并不生产国防产品；而是由政府指示私营部门去做。援引1950年美国《国防生产法案》——该法案以在二战期间授予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极大权力去掌控美国经济的《战争权力法案》为蓝本——的做法并非罕见。军方每年会根据该法案下达约30万份订单，而这一做法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依然延续。

　　但是特朗普政府一直不愿依靠这项法案去缓解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仅仅在特定案例中动用过，比如指示3M公司优先处理美国政府的N95口罩订单并禁止将其出口国外，或是命令通用汽车公司制造呼吸机。

　　特朗普政府动用《国防生产法案》的方式既过分干预但又不够干预。它依赖于人们所谓的硬性命令和控制条款并使用法案来“强压” 3M和通用汽车，也就是政府给私营部门下死命令。

　　而动用国家巨大权力的更佳方式其实是下达软性指令：政府为私营部门提供激励措施以生产有益于社会的产品。比如德国就将政府购买担保作为更广泛支持方案的一部分，其目标很明确：不去命令德国企业生产医疗设备，而是设置适当的激励措施去让它们进行生产。

　　这并不是想抹煞有机的企业创新和企业家创造力。我们应当赞扬本地烈酒酿造者转产洗手液或者咖啡滤纸制造商转产口罩的举动，但只靠市场自身调节显然是无法生产足量个人防护设备，呼吸机和治疗药物的，未来也难以确保人们能普遍接种相关疫苗。

　　相对德国来说美国政府也不存在任何束缚。它可以根据《国防生产法》第三编动用相同的工具：联邦购买担保。而政府不愿动用这一权力则反映了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认知混乱。

　　须知口罩，呼吸机和疫苗既不是私人物品，也不是公共物品。它们不像鞋子：某个人对超大号紫色高跟鞋的偏爱可能会冒犯他人的时尚品味，但不会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外部影响；它们也不像空气那样是种无可替代且非排他的公共物品。口罩，呼吸机和疫苗都是社会产品：供应这些产品对社会有利，同时政府必须毫不犹豫地确保充足的供应。

　　社会产品的供应常常需要政府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措施去鼓励私营部门。新型冠状病毒应对并不是唯一的案例。缓解或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也是如此，而这也另一个私营部门本身不会服务于所有人利益的系统性问题。

　　无论问题是新型冠状病毒还是气候变化，仅靠企业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都是无法解决的。为了充分利用美国享誉世界的私营部门活力，就需要集结联邦政府的权力以重新引导私人资本和能量去支持大规模的社会事业。

　　到目前为止，美国联邦政府的应对接连错失了许多时机，首先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以检测和遏制疫情，也没有解决经济下行问题。 虽然一开始被扩展到了2万亿美元的救济方案，却未能动用这些资金去创设正确的激励措施以动员私营部门力量解决经济崩溃的根本原因。毕竟没什么刺激方案能比击败新型冠状病毒更好了。

　　而实现这一成果——正如应对气候变化——需要重新思考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苏联式的指令性经济在大多数时期都是行不通的，但是正如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所明确展现的那样，美国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足以满足人们的社会产品需求，而确保实现这一点则需要一个积极行动且认真对待私营部门的国家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