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从两会看防疫常态化下的政策目标选择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世锦

　　我刚刚参加了两会，这次会议时间比较短，但是内容没有减，而且要求进一步提高。时间是精缩了，但是会议要开成精华版。就两会的经济政策，我想简短谈几个问题，跟大家做个交流。

　　第一，大家都很关心刺激政策的规模。这次公布的宏观经济刺激规模，特别是财政规模，应该说还是比较适度的，没有搞过量措施。另外，我感到一些短期做法具有长期意义。

　　刺激政策的规模是两个一万亿，即财政赤字一万亿，抗疫特别国债一万亿。此外，中央拟安排地方专项债3.75万亿，其中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可以提高到25%。基建项目的资本金率通常是20%，如果按这个计算，3.75万亿专项债可以融资3万亿以上。把这几项合起来实际可以达到9万亿左右，占到2019年GDP的9%左右。这个数字比正常年份要大一点，但是比起西方国家10%甚至20%以上的毕生，总的来讲算比较克制。

　　从正面来讲，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还是有空间的，比如财政赤字和国债都有提升的空间，货币政策还是正利率，没有搞量化宽松等等，这也符合有些同志提出的“子弹不要一次打完”的主张。疫情到底怎么往前走？目前看起来中国国内率先已经控制住了疫情，中国经济恢复的情况还算正常。海外的情况不太一样，欧洲已经出现拐点，美国的拐点还不太明显。巴西和印度等国家的发展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有一种说法是，要想真正控制住疫情，不是取决于最早控制住疫情的那个国家，而是取决于最晚控制住疫情的那个国家。这个地球上只要一个国家还存在疫情，就要面临疫情防控的问题，所以我们财政和货币政策要留有一定余地，留一点子弹。看起来这次子弹没有打完。

　　第二，大家讨论最多的是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这次两会没有提出经济增长指标，而是提出一个就业指标，新增就业9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登记失业率为5.5%，同时提出一些反映经济结构和质量的指标。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种宏观经济增长指标？我认为它们代表着积极的变化。今年没有提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给出的理由是今年情况特殊，不确定性太强，而且今年已经过去半年了，所以现在不太好提具体指标。但是反过来说，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是否一定要设定一个GDP增长速度指标？这个问题本身存在争议，一直有很强烈的声音建议不再设GDP增长指标。这次两会实际上把就业指标推到前台。为什么说推到前台？因为我们以前重视经济增长速度指标的理由是，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GDP增长的背后是就业，而这次把就业直接推到前台。反过来说，如果就业达到比较满意的水平，如充分就业，那么这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意味着全社会资源利用水平是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达到了适宜的水平。

　　我建议今年尝试不再直接提经济增长速度指标，明年正式开始执行。我知道这个问题很有争议，不是说经济增长不重要，经济增长仍然很重要，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及其它经济指标相互关联的，为什么把就业放在第一位？其一，设定经济增长指标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就业，这次把目的直接推到前台。其二，过度强调增长速度指标可能有一定副作用。反过来说，明确就业指标包含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建议以后中央政府只提就业指标，同时也提出有关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要求。在省级层面，可以提出各自的增长速度指标，当然也可有其它指标。中央提就业指标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求，省级提增速指标。这么做的好处在于各省可以从实际出发定指标，不要搞一刀切。中国这么多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或者机制是地区竞争，这个机制也可以继续起作用。

　　此外，建议国家评估各省的发展状况，根据评估结果匹配中央的政策，特别是区域政策。发展好的省份，政策力度大一点，反之政策力度小一点。这样是否能形成一个新的机制，就是中央提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各省定增长速度指标，然后中央评估经济发展的成果，再采取相应政策。

　　第三，这次还讲了两万亿国债怎么用。它们主要用于地方政府，而且主要用于救助。中央要建立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主要是保就业和保基本民生。我认为这个机制也可以常态化。以往部分中央政策落到最基层时，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形，中间环节会扭曲政策的本意。这次建立的机制直达政策需要救助的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数字技术加快发展的背景下，这种机制在技术上是切实可行的。财政部发一笔钱，直接进入贫困户的个人账户。这和精准扶贫息息相关。下一步要大力发展数字政务，重要特点是减少中间环节。过去中间环节太多，既有行政上的原因，也有技术上的原因。现在完全可以建立扁平化的直达式政务系统。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能不能直接给低收入阶层发放货币或者消费券来援助他们，但操作起来有困难，因为尚未形成直达低收入阶层的数据系统。两万亿国债用于救助并直达基层，应以此为契机，加快建立起一套直达式的政务数字体系。

　　另外，我再讲两个具体的问题。现在大家关注两会时非常关注宏观政策，讨论最多的是货币和财政政策到底能给出多大的空间，似乎中国经济恢复和长期增长主要靠宏观刺激政策。我认为这种倾向是有问题的。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保持高速增长，最近几年保持中高速增长，将来维持中速增长，最重要的还是依托于结构性潜能。无论是此次经济恢复还是以后的持续增长都要依靠结构性潜能，这是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当下采取的宏观政策，是在短期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并停顿情况之下提供救助，使之尽快转入正常增长轨道。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还得依托结构性潜能，简单来说，就是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城市化进程所蕴含的发展动能。具体地说，中国人均收入才一万美元，发达国家一般四万美元以上，美国六万多美元。中国和他们的人均收入差距超过3万美元，差距就是潜能。这种追赶的潜能可使中国的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和绿色发展等新的潜力也可以为中国所用。我最近倡导的观点是，今后五至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蕴含的结构性潜能最大。关键是要要深化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如果能把这个潜能释放出来，保守估计，那么今后十年每年可给中国经济提供0.5至1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

　　还有一个问题和疫情有点关系，主要是涉及美国跟中国的脱钩问题，包括在技术上对中国卡脖子。在这种背景下，不仅中国可能采取所谓备胎战略，欧洲等其他较大的经济体也会如此。中国已经开始这个过程了，譬如芯片、软件、重要的装备和飞机发动机等。中国的优势在于国内市场比较大，可以分摊成本。如果一定要搞备胎战略的话，中国一定比韩国强，某种意义上比美国也要强。从市场竞争角度来讲，过去只有一两个供应者，在全球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备胎有了以后可以打破垄断，从市场竞争角度，也可以给出积极评价。当然，这是迫不得已的，也是有代价的。中国不能因为这个就不搞开放了，现在对付卡脖子的最好办法就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美国当然很重要，因为过去很多年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美国。现在如果美国不对你开放，那么我们要对其他地方进一步扩大开放。美国也不是铁板一块。在备胎战略中，我们的最大短板在哪里？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发。美国最近要卡中国大学和研究单位，中国下一步怎么办？在这些领域要推动改革，建议像当年搞经济特区一样，在深圳或杭州等地设立一些发展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的特区，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如果不补上这个短板，那么中国的创新搞到一定时间就可能没有后续动力了，很难成为真正的创新型大国。这项改革很难，但是不搞不行，需要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各位！

　　沈建光：谢谢刘世锦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把主要资金投入到都市圈和城镇化建设。它的重心是传统基建、新基建、还是旧城改造？

　　刘世锦：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我觉得这2万亿主要是用于救助。那我为什么要讲都市圈呢？我觉得都市圈投资不需要特殊政策，主要靠激发民间投资。核心城区里有不少人想到城乡结合部，也就是都市圈的小镇去买房子。解决了小产权房、宅基地流转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入市等问题后，需求一定会出来，出来后就有人愿意投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中的投资与上面提到的两万亿没有什么关系。大力发展都市圈和城镇化需要的资金量级比这大得多，大量社会资金将转化为可投资的资金。这里面的投资会涉及很多领域，如新基建，但重心还是老基建。譬如在核心城市周边1小时通勤圈范围内建立起几十个到上百个小城镇，用轨道交通把它们连接起来，可以想象这个投资量有多大。

　　另外，从投资角度来讲，中国经济到了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对基建等领域进行投资时很容易出现失误。前段时间发了地方专项债以后，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性不太高，因为没有太好的投资项目。目前投资都市圈的出错概率较低，有利于调动起投资的积极性。

　　本文为作者在京东数科研究院于5月30日举办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