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红：2005年到现在，深圳地区的人工成本增长了10倍，但联想深圳工厂单品制造的成本下降了50%，是不是也跟联想这些年提出的智能制造有关系？

　　杨元庆：对。我们把智能制造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因为我们希望不仅仅自己能够实践，而且将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可能给更多制造型企业去提供智能制造的服务。

　　联想智能制造的范畴也是比较广的，不仅仅是在制造这一个环节上，我们是把它放在了研、产、供、销、服这五个环节里面，全面地在考虑智能化。比如，在服务领域，我们不仅引入了服务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而且还开发了“魔方”系统，它可以让呼叫中心的服务人员坐在家里享用整个公司的信息系统、知识库支持回答客户的问题。

　　“魔方”不仅仅是联想自己在用，我们还把它变成了一个产品提供给了很多企业客户，在疫情期间我们甚至免费给他们使用。

　　智能化覆盖了联想所有的价值链，甚至是像人力资源、法务都在智能化，比如人力资源甚至可以用人工智能工具预测哪个员工有离职的风险。

　　何振红：联想在“3S”战略里面有一个“S”是垂直行业，垂直行业有一块就是要做智能制造，联想本身在生产领域已经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积累，比起其他互联网公司，这个故事讲起来会不会更容易？

　　杨元庆：联想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不管怎么样，联想扎根在制造业，尤其是这次疫情更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过去，可能很多联想自己的人也未必认识到我们是个制造业公司，也未必理解我们的生命线是什么。

　　疫情期间可能大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要是不出产品了，那联想这个公司就倒了。因为哪怕研发终止一个月两个月这个要不了命，但是一两个月不出货、不生产东西那就不行了。

　　何振红：所以，制造是联想的生命线？

　　杨元庆：对。另外，我们是一个在IT领域里的高科技企业，现在是用自己的技术、产品、工具来武装自己，要想去武装别人首先要武装自己，在自己身上要见到效果。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率先垂范。

　　何振红：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研究，把华为和联想的业务、营收做了一个对比，之前不相上下，拐点出现在2015年，华为的营收到了3000多亿，联想是2800多亿，之后华为有一个很大的增长。接下来的智能时代，会在一个什么样的竞争格局下？

　　杨元庆：我们过去几年手机做得不是最成功的，当然我们在海外还可以。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关系，企业总是有起起伏伏的，总是有这一波赶上，下一波没赶上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战略并不依赖于手机，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更有前景的发展战略，围绕着智能化我们确定了“3S”战略，智能物联网、智能基础架构和行业智能这样三个方面，每一块都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企业比的是长跑，一时的上上下下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另外，企业的战略，还要考验的是定力和持久性。没有任何一个战略是一蹴而就的，几个季度甚至一两年就能把它完成的，肯定是要经过几年的努力，甚至通过整个一代人的努力才把它做成。

　　何振红：很多人认为联想错过了移动互联网，但到了智能时代，它的核心竞争力是否会厚积薄发？

　　杨元庆：联想也是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现在终于有一些我们可以骄傲，而且可以赖以依靠的竞争力。比如全球化布局为我们将来在全球化结合本地化的时代已经打下了基础；再有，我们实际上是科技创新与生产制造协同发展的策略，不仅专注在销售，同时也关注生产制造、协同发展、高效运营，这些也都变成了联想核心的竞争力。

　　在智能时代，联想现在要落实“3S”战略的转型，另外，我们还要再打造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服务，我们要用服务来带动我们“3S”转型。

　　何振红：在您看来，联想为全球商业文明进步作了哪些贡献？

　　杨元庆：要我总结的话，有两点是很重要的贡献。

　　一个是为电脑的普及尤其是为电脑在中国的普及，联想有独特的贡献，包括对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也是有独到的贡献。我开始领导联想PC时，中国市场被国外厂商所垄断，而且他们卖的基本上是上一代的产品，国外主流产品价格昂贵，联想及时发现了机会，采取“小步快跑”的策略，使得中国消费者能够在第一时间和世界同步地使用到最先进的终端设备。

　　第二，联想对中国企业在新型全球化起到一个率先垂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我们已经是一个全球化企业，而且在于我们是与众不同的全球化企业。可以说联想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化组织。像疫情期间大家通过电话、网络办公，其实我们过去的十几年、二十年都是这样的，联想员工分散在全球各个地方，早就是一个全球化结合本地化的企业了。

　　何振红：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企业能够长青？

　　杨元庆：我自己的看法有三点：第一个是有主人的企业；第二个是有愿景的企业；第三个是有良好治理的企业，良好治理就是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