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从终局思维看中国的第二次飞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我们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站在终极思维，首要的立场应该是基于诚信，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维护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这会让国外投资者感到中国是文明之国，法治之国。当然，在具体推进中，应该是逐步的、有条件的、合作的。

ink="">

　　确诊人数突破500万；

　　美国进一步施压华为，限制使用美国原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为华为制造芯片，33家中国公司/机构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

　　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对中国的战略方针，认为长达40多年的“接触政策”失败，与中国处于战略竞争状态……

　　过去一周的这些新闻让人添堵。

　　在中国，有学者说中美关系“比自由落体还糟糕”，有学者说“半冷战”来临，“半全球化”降临。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5月18日刊登两位学者的文章，认为疫情加剧了双方此前已经存在的紧张关系，且目前没有丝毫缓和迹象，双方竞争加剧的五种方式是：军事竞争、经济脱钩、科技、未来国际秩序、信息竞争。

　　最近和很多朋友交流，大家都在推演什么是疫情的常态化，会不会有更糟的局面，中美如何脱钩，最坏的可能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公司该怎么办，孩子还要不要留学，等等。气氛沉闷，萦绕不散。

　　在我看来，剖解现实是必要的，但希望才是人生最好的解药。需要底线思维，更需要终局思维，也就是眺望和想象未来三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过什么样的生活，在那时的世界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明确终局目标，将其作为今天处理一切问题的参考尺度，尽最大努力朝目标的方向迈进，则即使因为现实环境变化，不得不迂回和调整，也能最大化压缩偏离目标的程度和时间。

　　运用终局思维，以终为始，我们会看到中国第二次飞的前景、环境和路径。

　　终局思维即围绕长远的、最终的目标而进行的思维。目标即方向，即初心。

　　过去40多年，中国一直在飞，飞的起点源自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维变化。全会确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7年，中国正式提出新时期的总目标，即三步走战略部署。

　　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次飞，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是主航路，结果一飞冲天，比当初“三步走”的目标飞得还高还远。

　　5月19日，世界银行在官网发布《购买力平价与世界经济规模——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结果》报告。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ICP是全球最大的国际统计合作项目，它把各国以本币表示的经济活动总量转换为以统一的货币来表示，同时为克服汇率波动的影响，采取了购买力平价（PPP）法，即算出购买等量的货物和服务时不同国家的价格比率。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2017年的PPP为4.184，即1美元与4.184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经PPP转换，中国2017年GDP为19.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00.5%。如按汇率法（2017年汇率为1美元兑换6.76元人民币），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2.2%，居世界第2位。

　　这里不去深入讨论各种测算方法的利弊，而且从人均GDP水平看，即使按PPP法，2017年中国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85.3%，我们不应骄狂。但事实胜于雄辩，谁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三四十年，中国比世界上哪个经济体都飞得快，最终飞到世界前列。

　　作为一个大国、大市场和新兴技术的快速应用地，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创出了世界水平的成就。

　　上周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全球分析师大会上说，中国封城后，政府让内容提供商提供3个月的免费视频服务。而英国封城第二天，网络就瘫了，欧盟要求从高清播放标准改为标清标准。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新型基础设施上后发先至的能力。

　　我住在浦东，上周了解到，浦东新区2019年人均GDP已经超过3万美元。如果按PPP法，可能是四五万美元的水平。怪不得很多外商到浦东，说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之一。

　　上周我到B站交流，就是最近因为“前浪后浪”广告刷屏的那个地方。他们告诉我，00后是中国最有自信的代际，因为他们无论从知识、见识、对世界的了解，都丝毫不输于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年轻人。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自信。

　　我10多年前就写文章说“21世纪看华商”，不是预见力强，而是长期的企业调研实实在在教育了我，让我看到中国有很多商业实践，无论竞争力还是创新性（原创性）都已是世界级现象，一些中国公司正在成为今天全球商界最具想象力的部分。所以上周当我看到新闻，迪士尼高级执行副总裁凯文·梅耶尔将于6月1日正式加入字节跳动，任职首席运营官兼全球业务CEO时，我一点也不奇怪。

　　凯文·梅耶尔曾被认为迪士尼前CEO艾格的继任者。现在他显然发现，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更有趣。2019年，尽管美国陆军和海军以安全考虑为由禁止其成员使用TikTok，但TikTok在全球的下载量仍超过7亿次，仅次于WhatsApp。在凯文·梅耶尔之前，字节跳动已经挖来了时代华纳集团的首席业务发展数字官、微软的首席知识产权顾问，他们都在字节跳动海外业务中担任高管。

　　如同我之前采访多家世界知名资产管理公司时所听到的，未来全球长期资本的投资趋势一定是更多地配置中国资产。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已是美国的2/3，经济增速是美国的两倍以上，但目前他们在美国配置的资产占总资产的一半以上，而中国只有几个百分点。尽管这有一些客观原因，如有些中国资产的证券化程度还不够高，资本项目开放度和跨境支付结算便利度还不够，资产市场的政策性干预比较多、确定性不够，法治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但从趋势看，没有谁不认为，中国资产被大大低配了，未来必将是发达经济体的长期资本增配中国资产的时代。

　　全球资本向东流。全球人才也会越来越多流向中国背景的全球公司。因为它们飞得快。

　　过去40多年，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中国在1978年选择了改革开放、富民兴国的终局思维，人民得以和国家一起飞。

　　现在，在新形势下，中国要第二次飞，我们需要新的终局思维，明确新的目标和大原则。

　　2017年的19大报告对未来的规划是：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球主要投资机构都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只是时间有所分歧。今年2月28日，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奥兰多举行的空战研讨会上说，“中国经济可能会是美国至少2倍，可能是3倍。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只需要让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2倍。”他强调：“你（指美国）最好是真正的创新者，如果没有创新，那么必败无疑。”

　　单从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和商业机会看，完全不必对中国的未来担心。但终局思维并不限于经济，它是支撑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密码，其核心是：对内要给人民什么样的愿景？对外要给世界什么样的期待？终局思维最终是观念体系，是价值观，是对人的承诺。

　　历史上中国并不乏终局思维。古代对大同社会的理想集中体现于《礼记·礼运》篇。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就是大同理想的终局思维。

　　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中国讲究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人与人、国与国关系的终局思维。

　　到近现代，中国人对未来的向往是和图强结合在一起的。孙中山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孙中山的“四尽说”，就是现代价值观。在他看来，如果不遵循这样的原则进行国家变革，而只停留在“坚船利炮”的引进和生产上，是舍本逐末。他痛切地写道：“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今天读孙中山，仍能感到那种巨大的遗憾。当时中国并不缺少具有全球观和现代化意识的人，但往往被“不知之辈”阻挠，或阻于群议，因此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蹉跎不断。

　　中国文化中的这些终局性的理念，和人类文明的价值也是相通的。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现代文明史，其价值起点是肯定人的价值、自由与尊严，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运用人的理智，反对特权和盲从。在马克思那里，也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最高追求和价值目标。

　　循着上述逻辑展望未来，我们的终局思维就不能只是简单的GDP数据，或是要在GDP上超越谁，而应是通过经济、社会、生态等全面的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和创造力的大发展。国家发展的终极指向，和人的精神、素质、品格、知识相关。国家以人为本。

　　在今天思考终局思维时，要看到，中国面对的环境和1978年有一些深刻的变化。

　　1、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美国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桥梁。而今天，美国是“去全球化”的推手，在一些领域不愿再和中国挂钩，而要抑制中国。

　　2、40多年前中国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很落后，今天中国的系统重要性全球皆知。

　　3、过去几十年，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融入者和受益者，今天这个秩序在美国的摇动下越来越脆弱，而新秩序尚无可以明辨的形态。

　　此时来思考，假如再过几十年，从世界的维度看，中国应该是怎样的中国？

　　我想到的是：

　　1、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不是全球化的“搭便车者”，我们为解决人类的诸多问题和困境，能够做出原创的、普惠的贡献，能够贡献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弗莱明、法拉第、莱特兄弟这样的人物，能够贡献无线电、集装箱、计算机、互联网、机器人这样的发明，能够涌现出一批造福全球消费者的世界级品牌。

　　2、中国应该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底盘和世界繁荣的重要引擎。当今世界很多地方仍然充满冲突和不和谐，世界经济也面临诸多难题，如债务与赤字高企，环境压力，贫富分化等等。世界需要中国发挥更多的建设性作用，和世界一起找出新的更好的出路。

　　3、中国应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新秩序的推动者，在价值观层面得到世界的普遍信赖，有很高的美誉度，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受到应有的尊重。

　　如果说中国的第一次飞，更多是充分利用全球化机遇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成功，中国的第二次飞，应该是成为全球创新高地、文明高地的制度与价值观的成功。中国要用自己的努力，丰富人类文明的图谱，为世界提供新的文明养分和借鉴，让世界因为中国的存在更美好。

　　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有可能骄傲地对自己也对世界说，中国比任何地方更安定，更开放，更和谐，更环保，更有创新活力，更讲法治，也更有序。

　　可能很多人会说，中国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还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这种想法太乌托邦了。但是不要忘记，历史上中国就曾是世界的礼仪之邦和文明之国。今天基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就，为什么不能把世界文明高地作为终局思维的目标呢？

　　提出终局思维，并把“制度与价值观的全球高度认同”作为未来的大目标，也是为了激励我们不满足于现有的经济成就，而实现全方位的自我超越。

　　举几个例子。

　　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超过13%，但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只有1.66%（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2020年4月）。虽然说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发现，一旦全球出现危机，美元的价值就会提高，美债就会成为避风港。这背后的确有价值认同和信心的问题。

　　美国打压华为，制造了“孟晚舟事件”。但我不止一次听到企业家如此反馈：“你看她神态自若，满面笑容，住在家里，一天也不耽误学习和交流。我们的企业家万一出了事，能不能充分保障其应有权益呢？”这里说的是法治环境的问题。

　　瑞幸咖啡造假事件发酵后，最近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该《法案》2019年3月首次提交），如果接下来众议院通过，总统签署，就会成为新法律，将适用于所有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

　　该法案的立法目的，是对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进行修改，要求外国公司基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规定，披露有关外国司法辖区阻止该外国企业向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交材料、阻碍SEC监管的信息。这个法案在相当程度上是针对中国公司的，因为受中国法律约束，SEC难以获取中国境内审计师的会计工作底稿。

　　中国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跨境金融监管问题，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但关于它们的相关会计工作底稿，美国监管方无法获得。由于中概股的管理层、担任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主要在中国，美国司法机关、美国律师不得在中国采取调查等司法行动，美国的调查令和判决无法在中国执行，所以即便在美国启动调查、诉讼，美国监管机构、法院也难以实际有效追究中概股在美违规的当事方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

　　如果我们只是站在现实的立场，在目前的舆情下，就会一边倒地指责美国搞歧视待遇、想搞垮中概股，这就是很多标题党的立场。但就我了解，鉴于一些中国企业造假成本太低，有关监管部门原来已经在考虑选择几家民企作为试点，可以让美方抽查其会计底稿，形成一定制约。这从道理上也是说得清的，作为市场监管者，有义务对割投资者韭菜对行为防微杜渐，从源头进行制约。维护信息安全是对的，怕的是，表面维护了国家信息安全，实际可能让国家信用成为了代价，而某些造假公司与中介机构依然安之若素。

　　我们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站在终极思维，首要的立场应该是基于诚信，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维护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这会让国外投资者感到中国是文明之国，法治之国。当然，在具体推进中，应该是逐步的、有条件的、合作的。

　　从终局思维看，是非对错是更重要的价值标准。例如，我们的一些学术造假丑闻弄到国际上，但因为顾及面子，内部往往低调处理，甚至还出现所谓“国外故意打压中国学者”的论调。其结果是自己心安理得了，但在国际上损害了中国的声誉。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文明价值观的底线问题，也是目前国际经济、金融、科技、学术等领域的基本规则和秩序问题。我们理当遵循，而不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逻辑去误读或扭曲。

　　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外资的问题。如果站在终局思维，我们没有理由不善待依法经营、正当经营的外资。

　　前几天，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金李先生给我发来他写的“妥善应对部分外企撤资压力的提案”。他指出，近来部分西方国家叫嚣脱钩，部分在华外企承压较大，国内有人建议别让外企跑了，多设置障碍，他认为“中国应该团结一切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金李说，我国在美投资多是政府和国企主导，而美国在华投资多是市场化主体出于经济考量的自发行为，在华美资企业不顾特朗普政府的阻挠仍然留在中国，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要让他们得利而不是伤害他们。在华美资企业如果受损，特朗普政府最高兴，其他的企业看到后也会兔死狐悲，我们辛苦几十年建立起的改革开放事业会受到伤害，好不容易形成的国际形象和声誉会遭受损失。

　　他的具体建议是，政府明确表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市场化。对于确有困难的外企撤资提供协助，帮助寻找有条件的民企整体接盘，尽量减轻对于供应链、产能和就业的冲击。如果民企接盘实在困难，建议考虑由国企整体接盘，尽量完整保留企业而不是拆碎零卖，更好保护其员工就业和产能。鼓励外企将其实体投资转为对中资企业的金融投资。这样外企仍保有在华投资，成为利益共同体，也更好利用其国外供应链对接中国产能。如果中外继续脱钩，外企无法持有在华金融资产，我国可动用部分外汇储备，整体收购其资产。

　　金李提案中用了不少中国文化中的老话，如“能帮的就帮一把，留存善意”，“做到仁至义尽，又不失形象，占据道德制高点”，“留下善缘”，“千金买马骨”。

　　仁义是中国文化的原型概念，而且行仁义之道，也并不吃亏。就以善待外企来说，其好处是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小，就业影响最小，对中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伤害最小，等等。今天我们理解外企的难处，也许将来条件具备时他们还会再回来。

　　我个人并不认为“大脱钩”是中美关系的大趋势。我认为脱钩会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环节展开，也会延续较长时间，如果大家都“促脱钩”，似乎越脱越好，那当然不可逆转。但如果能尽力促进合作与沟通，脱钩就能缓解。特朗普政府常常指责中国，但最近给国会的报告中也提出，“即使我们与中国竞争，我们也欢迎利益一致的合作。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对抗或冲突。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刻和持久的尊重，并与中国有着长期的联系。……美国希望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让我们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荣”。

　　即使万一出现了脱钩，未来几十年，中国和美国进行竞赛，比什么？还是要比创新能力，比开放度，比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比国际影响力，本质上比的还是仁与义。仁者无敌。苏联和美国比拳头，结果如何呢？！不是说中国不要拳头，拳头也很重要，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拳头思维”要不得。

　　全国两会的报告指出，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进中日韩等自贸谈判。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致力于加强与各国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这表明，我们对未来的基本判断是理性的，也是负责的。

　　全球化正处在复杂而艰难的变化时刻。要协调不同国家、不同利益的争斗，并在博弈中建立新的格局和秩序，中国需要更长远的眼光，需要用终局思维看待今天的矛盾与得失，需要有更开阔的胸怀和心智。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心，藏在终局思维那里。

　　中国已经飞过了要素竞争的航线，未来是制度吸引、价值吸引与文明吸引的航线，我们今天还有不少差距，但正如中国的第一次飞，飞过了万重山，飞到了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新天地。

　　中国的第一次飞，美国是助力者。

　　中国的第二次飞，美国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更可能是阻和助同在，动态变化。但双方都有1000个理由，避免出现极端的变化，失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克制的确是一种美德。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必须寻求共存共荣。

　　我希望，在文明致远的中国第二次飞的历程中，我们依然能飞的更高。

　　如果这是我们的终局思维，那么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多想想，如何在自己小小的航线上，飞向未来。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