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我们何时能有“第三种红利”——人文红利？
去年底今年初，在考虑新的调研和创作主线时，我读了很多研究报告，各大机构都认为今年全球疫情将得到控制，迎来一个“复苏的共振年”。
高盛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增长7.5%，家庭消费会从去年下降4%跳升到今年增长13%，取代投资成为主要动力。摩根斯坦利预计中国增长9%。中金公司认为，受企业资本开支增加、消费继续恢复、出口保持相对强劲等因素驱动，今年中国上市公司盈利会有15-20%甚至更高的增长。
书面数据让人乐观，现实中的新闻却让忧思丛生。全球每天确诊的新冠病例有70多万，中国多地出现了散发和扩散的迹象。看来疫情的尾巴很长，会继续缠绕世界，继续阻断正常的交流。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也有一些和人的生命与命运相关的事件，令人心绪难平。
去年12月10日，葵花药业原董事长关彦斌“杀妻案”二审宣判。大庆市中院维持一审原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关彦斌有期徒刑11年。
去年底，80后企业家、游族网络的林奇中毒致死，投毒者是其多年同事。林奇事件后，好几位企业家说，你应该写一篇《企业家的命》，多不容易，多大风险！有的企业家已经在做非常具体的防范。
1月初，金融巨贪赖小民因受贿超过17亿，以及贪污、重婚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又有朋友说，你该写一篇，警示国有企业家远离高压线。赖小民在北京有一处房子专门藏匿赃款，暗语叫“超市”，他要求行贿人都给他现金，收钱后自己开车到“超市”亲手放进保险柜，路上还特意多绕几圈，防跟踪。他自己交代：“一分钱都没有花，都放在那里了……所以我说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最后又不敢花又不敢用，还提心吊胆的。”
真是一个最穷的富人。在金钱的大地上却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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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写这些文章。因为今年人们最关注的，显然不是老板的命，而是打工人的命。
互联网公司员工加班猝死，如花的年龄，说倒下就倒下了。
湖北仙桃一个小区的保安和43岁的外卖员发生口角，原因是客户一定要送上楼，保安说太晚，不让进，争斗下外卖员竟然被保安打死了。网友唏嘘不已，“大家活得都不容易，何苦相互为难！”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45岁的女法官因为不徇私情、拒绝“打招呼”被同乡在地下车库里残忍杀害，也引起强烈反响。湖南高院副院长在怀念文章中说：“有人提出了一些疑问，比如凶手怎么会因为不帮忙打招呼就杀人？这些朋友都是理性的人，估计他们更难想象现实生活中就有邻居之间就因为鸡鸭吃了隔壁家的蔬菜而刀斧相向、甚至灭门的情况。……这些人会把自己在生活中职场里的种种失败、委屈和不如意全部转化为对裁判结果的追求，奢望通过一纸裁判将他在生活中失去的一切全部返回给他……”
在文章的跟帖中，有人说，“我们的社会和人性到底怎么了？是什么导致社会竟如此之荒芜？人性的荒芜与恶能通过物质条件的增加和社会环境的改善而消除吗？人之本质为什么荒芜？因为灵魂失去了根；灵魂为什么失去了根？因为精神背离了本源……”
内部大循环是当下的热词。但以上这些案例让我想到，内部大循环的畅顺与活力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支持的。内部大循环是一种经济现象，但它的很多堵点、痛点可能来自非经济因素——获得感、保障感、公平感、希望感的缺乏，人性之恶的无节制扩张，柔性化社会服务供给的不足（如社会了解与社会沟通的不足），以及人文教化和法治意识欠缺所形成的“日常冲突陷阱”。
前一段看到“2020网友票选人生十大烦恼之事”，是基于知乎、微博、虎扑的大数据整合出来的，应该很有代表性。第一条是“楼上/邻里/街道居住噪音”。真的痛苦又反讽！房价不断上涨，却连个好觉都没有，内心充满“恨不得楼上那家人突然消失”的诅咒，而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生活的环境——互联网社交的体验无比畅顺，现实中人与人的互动无比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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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4年我写过《告别GDP崇拜》《探求国民幸福总值》等文，这么多年过去了，生产总值的巨大增长为何没有带来幸福总值的提升？物质资本剧增，社会资本——可以简单定义为“能够带来社会信任的资本”——为何依然匮乏如斯？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到，不能再就经济谈经济，也不能再简单地说“只要发财就是好猫”，就像某些富豪炫耀资本、财技和市值时，其实都建立在“以万物为刍狗”、视小散为韭菜的基础上。这种财富的膨胀和聚敛只会让经济畸形繁荣，距离共好社会的目标也只会越来越远。
良好的社会资本，人与人的健康互动，这也是一种环境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如果不牢靠，在上面建再多房子，也会垮塌，只是早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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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两年多前提出过“人文红利”的概念，指劳动者的精神面貌、心智品格。
如果把这个概念深化，人文红利或者叫人本红利，应该是指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社区、学校等一切组织和个人）的价值追求、公共氛围、家庭责任、职业伦理、互敬互信、社会关怀、自我修养等等。
从人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第一种红利是人口红利，即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高、抚养成本低。这一红利在2010年就达到最高点。2012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也开始下降。2015年起，流动人口数量开始下降。尽管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比较高，但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的就业人口会低于7亿（2019年为7.7亿），即就业人口低于总人口的一半。人口红利的消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中国还有第二种红利，人才红利，即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所带来的红利，主要衡量标准是平均受教育年限。
按教育部数据，“十三五”期间中国在各级教育普及程度方面都达到或者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7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7年。人才红利的增长对冲了人口红利的下降，为中国经济发展继续提供人力资本支撑。
也有人把中国的人才红利称为人脑红利，工程师红利，STEM红利，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方面的人才红利。展望未来，中国的人才红利将继续增长，美国3亿多人有1.4亿大学生，中国14亿多人目前只有1.7亿大学生，增长空间还很大。
但是，光靠人才红利能不能支持中国的创新经济和全面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呢？
不一定。
首先，要看教育的方式、方法，是否有利于创新思维、创新人格、健全思维、文明人格的培育；
其次，要看人才的职业选择和价值实现方式，是否更加有利于生产性创新与风险担当。如果像施一公所说“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或像2019年北大发布的就业报告，校本部49.79%的毕业生去了机关和事业单位，27.14%去了国企；又或在热门的互联网大厂，很多天之骄子从事着和所学专业没什么关系的简单体力劳动……个人选择当然都有合理性，但长期延续，就会形成集体谬误；
第三，要看人才所处的环境，无论是企业环境、社会环境、法治环境，能不能对人才的创造力释放给予正向支持。如果一个企业里老板一言堂，员工只能低眉俯首，谈何独立思维和创新思考？如果社会的经济要素供给、产业进入、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市场，存在不少“身份歧视”“选择性执法”、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被歧视的一方就算赚到很多钱，内心会真正感恩、愿做长期打算吗？
前段碰到一个民营企业家，他希望我研究一下最近几年信用债市场国企和民企的融资的变化，因为“昨天的投资是明天的收入和利润”，关系到今后几年国企民企的实力变化。
我看了几份研报，无论从发行人数量、净融资额、平均发行利率等等看，民企实在太弱，2018、2019年净融资均为负值，2020年小幅回暖，主要是货币政策带来流动性高度充裕，融资基本面没有明显改善。2020年5月末，民营企业信用债发行数量仅占全市场的8.6%，发行规模仅占全市场的7.4%。
当然，民企融资弱也有自身原因，如一些民企公司治理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存在瑕疵，加上大多数民企处于市场竞争较为充分的行业，抗冲击能力比国企弱。也就是说，弱有弱的道理。但更要看到，主要还是长期积累的市场地位不平等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解决，很难真正赢得他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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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看人才自身是否有健康的价值观，能自我约束，知敬畏。《荀子》有言“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君子和小人的不同就在于能不能驾驭物欲。《管子》中也说，“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用心管住五官，用五官管住外物，这才是君子。
由上可知，光靠人才红利也是不够的。
中国需要第三种红利，人文红利、人本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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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红利、人才红利后创造人文红利，接续中国发展的红利，是一个重要命题，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国家领导人说，“事实证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共建人文红利，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值得探索的途径。对这一系统性问题不做更多展开。单就教育谈点看法。
在教育领域创造人文红利，意味着要更加注重人的培养，而不只是才的培养；更加注重创造力的培养，而不只是知识的灌输。
人才是注重人口教育的结果，人文是培养人、“人在才先”的结果。育才是一种能力教育，目的是取得某个方面的成就，育人是一种人文教育，核心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目标是做正直善良的人，自由快乐幸福的人，有独立思考的人，对自身之外的他人和世界有意义的人。
做人往往比做事难，“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
才是手段，人是目的。“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讲的就是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是人格、人生、人的德行完善。
讲育人，不是动辄搞道德说教、道德审判，而是说，人不育好，立不住，再多“才”“财”也无济于事。同时，看看我们身边每天都在互撕的离奇新闻，为了抢钱、抢人、抢官位、抢流量，什么都可以无底线，实在也是对这个文明教化礼仪之邦的辛辣嘲讽。
从发展创新经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角度，人的创造性最为重要。
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曾说，创造性的三个基本元素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它们都不是“知识”本身，都是超越“知识”本身的。牛顿对苹果从树上掉到地上感到好奇，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局限于我们已经知道和理解的，而想象力覆盖整个世界，包括那些将会知道和理解的”，批判性思维则是善于对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意见，同时又不是对一切命题都否定，而是用分析性、创造性、建设性的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新解释，做出新判断。
“本来，人的本性中有这三方面的潜能。但是，我们的教育文化、考试文化把它们扼杀了。一个人学会了人类的全部知识，但若没有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他也只能是一个有知识的人，而不可能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教育只是致力于灌输知识，而不注重培养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表现出色，但很难获得引领世界的地位。”钱颖一说。
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每天早上7、8点钟就到实验室，晚上8、9点钟才走，这也是天天加班吧，但他很快乐，因为有兴趣。他说：“在我做寻找新粒子的实验尚未成功之时，人们说我是傻子，因为成功的可能性极低；但当我找到新粒子的时候，人们又说我是天才——其实，傻子与天才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要实现你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
丁肇中还强调，基础研究从发现现象到运用，需要时间。100年前，基础研究是热学、光学、力学，现在用在飞机、火箭上。20世纪30年代的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现在最简单的应用是网络、手机，40年代的基础研究是原子能、核聚变，现在用在能源、国防上。不仅需要时间，而且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实验失败是通向成功最主要的过程”，但不能怕失败就不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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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科创很流行。从人文红利角度，讲科创的同时，也要讲文创。人文创造。
美国1986年发表《本科的科学教学和工程教育》，提出STEM教育，STEM教育发展从本科到小学经历了20年左右时间。2011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又提出STEAM教育，加了一个A，即艺术（Arts）。在AI时代来临的背景下，需要的已经不仅是理工素养的“制造”，而是有艺术素养的“创造”，这就是人文、美学的作用。
中国的科创要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不只是为了眼前应对“卡脖子”的压力，需要有更多真正对科创有兴趣的长期主义者。
人都有功利之心。钱颖一区分说，短期功利主义者是为了发论文、申请专利、公司上市；长期功利主义者是为了填补空白、争国内一流、创世界一流；还有一种人是“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他们追求真理、改变世界、让人变得更加幸福。
“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具有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有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是具有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少了，甚至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也因此，我们从世界上汲取的创新成果很多，为世界贡献的创新成果很少。
中科院院士贺福初在谈到如何解放中国人的创造力时说，我们创新的障碍是“守成”“从众”“求稳”的传统思维定式，不敢冒险，信仰不坚，常易初心。当前创新生态建设虽已起步，但总体较混沌，上有“官本位顽症”（官大好像学问自然就大，甚至只要官大根本就不在乎学问大不大），下有“山寨传染病”，社会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伪专家”“伪创新”，制约、甚至尘封了创造力的迸发。
贺院士说，中国的最大资源是十几亿民众，十几亿民众的最大力量在于其智力，智力的最大动能在于其创造力。只要大力解放民众的创造力，就一定能开创人类的智业新文明。
以上只是从教育和科创的角度，探讨了人文红利的意义。其实，人文红利之于今日中国，在经济、社会、企业管理等方方面面都可春风化雨，滋润万千。
唯有从人的内在出发，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挖掘出比人口红利、人才红利更加深厚、更加绵延不绝的人文红利，人，才能成为有信仰的人，有信念的人，有目标的人，讲信用的人，负责任的人，友善友好的人，国家也才能在经济活力、社会和谐、文明昌荣之间实现好的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