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提高生育率 岂能单靠“放开三胎”

　　11月14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前部长苗圩，在某知名媒体主办的论坛上表示，近年来，我国已走出了人口红利期，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人口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值得高度重视。苗圩提供的数据显示，全面放开二胎后，也并没有引发生育高峰。2019年我国新生婴儿1465万人，出生率降至10.48‰，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人。

　　苗副主任的此论一出，人们立马将其与此前网络上热议的“全面放开三胎”的讨论联系了起来。经济分析师任泽平就以《建议先放开三胎：中国人口报告2020》为题，刊发了团队研究出的年度人口报告。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为此，任泽平建议提供孕期补助、加大幼龄孩童托育服务供给等公共服务，以鼓励生育。

　　其实，早于2018年，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就曾向全国人大递交过一份实行全面放开三孩政策的议案。他在议案中写道：“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20余年，如不尽快调整人口政策，增加人口，中国将会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故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三孩政策。”就为何要建议放开三孩政策？朱代表给出的解释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和预期有着很大的差距，不仅没有引起人口的井喷，人口出生率还是在下降”。

　　但问题在于，既然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其实施效果和预期，有着很大的差距。那么，全面放开三胎，又何尝不会如此，进而再次出现“不仅没有引起人口的井喷，人口出生率还是在下降”的现象呢？甚而可以说，这种现象将是一种必然。原因在于，以目前的养育成本和养育观，不要说全面放开三胎，就是全面放开生育，人口都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是的，高企的养育成本，无疑是当前制约我国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之一。

　　首先表现为，高房价已然是“最好的避孕药”。美国最大的房产平台zillow，于2018年年中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房价平均每上升10%，生育率就下降1.5%。在洛杉矶、西雅图、纽约这样房价高企的大都市，房价对生育率的影响，表现得尤为明显。除此之外，报告还显示，与房价上涨相伴的是，美国女性的生育年龄，也从2010年的27岁推迟为29岁，整整推后了两年时间。而在生育率方面，据统计2007年美国生育率数字为2.12。到2017年时，该数值已经下跌至1.76。简单来说就是，近年来，美国的房价不断的创新高，其生育率则在不断的创新低。

　　易君健、易行健用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的数据，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也得出相似的结论：房价指数上升1%，总生育率将下降0.45%。

　　那么中国内地呢？就房价与生育率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葛玉好研究员在《人口研究》（2019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的学术论文。论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论文选用已婚夫妇结婚当年，和结婚5年后的房价，分别作为生育一孩和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并通过比较一套房和多套房的相关结论，讨论了房价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渠道。研究发现：1、房价对生育孩子的概率有显著负影响，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将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将降低2.4%-8.8%；2、房价推迟了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房价每上涨1000元，初次生育年龄将提高0.14-0.26年；3、房价上涨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理论上存在挤出效应。文章的结论表明，我国生育率下降与房价上涨有着一定的相关性。

　　事实上，早于2018年4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曾提出一个“六个钱包论”。说的是，一对年轻人想结婚了，若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需掏空夫妻双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三代人“六个钱包”的积蓄，方能凑足这套房子的首付。一个孩子尚且要掏空一家三代人的“棺材本”，若是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那得掏空多少个钱包呢？哪里有足够的钱包，可供掏空？

　　以上是我国城镇户籍居民所面临的生存与生育难题，那么农村户籍居民呢？他们的生育意愿也高不到哪里去。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农村地区适龄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在城镇务工。新华社新媒体曾于2018年8月17日刊发过一篇题为《特写：农民工夫妻的七夕爱情故事》的文章，文章写道：“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有配偶的占64.5%。大多数农民工夫妻一年都难得见上一面”。正如新华社提及的，大多数农民工一年尚且难得见上一面，这生育问题又如何解决呢？

　　当然，相比于上述农民工，还是有少数幸运儿的。在异乡，他们夫妻可共同生活在一起。但孩子的教育高昂的学费问题，同样可以成为他们“最好的避孕药”。受限于户籍制度，可在务工地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务工人员的子女，只能就读于民办学校。而这些教学水平一般的学校的学费，通常贵的惊人。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这类学校的学费，通常都在每学期1万元以上。如果再加上校车费、通讯费、午餐费、托管费……在这类学校就读，全年的各种学杂费加总起来，至少需3万元以上。而这些农民工的收入却低的惊人，人社部给出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末，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3485元，东部地区收入稍高，为月均3677元。这也就意味着，剔除全家的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外，一个务工人员的全年所得，仅够一个子女在城市的教育支出。若是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那么其父母基本就是为孩子的学费打工了！

　　我想，这也正是为何放开二胎后，人口不仅没有引发井喷，反倒是出生率开始下降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此，如在政策上，不能切实的帮国民降低养育成本，不能切实的帮国民扫清上述后顾之忧，就是真的全面放开三胎，乃至全面放开，试问又有多少人具有有效生育需求（有生育的想法又具有生育条件）呢？生育率又怎可能提高呢？

　　也就是说，要想提高生育率，政府不能单靠“放开三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