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2021超越高增长“假象” 化解增长动力失衡风险

　　

　　2020年，全球经济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陷入“短萧条”，中国经济率先恢复为正增长，在全球经济中一枝独秀。2021年，中国经济名义高增长背后，要重点关注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可持续性及潜在衍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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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1年：透视同比增速背后的数据“假象”

　　2019年底时，面对不断下行的经济增速，对于是否有必要出台强有力逆周期调节措施，将经济增速维系在6%以上，曾出现了一场争论：该不该保6%？能不能保6%？其中主张保6%的专家学者认为如果2020年经济增速低于6%就会出现失业和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

　　2020年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预计同比增长2%左右，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既然2%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或社会不稳定问题，是不是证明当初保持6%的主张是错误的呢？甚至经济增速根本没有那么重要，只要每年增长2%就可以了呢？2020年的经济运行情况虽然可以证明6%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也不能说明经济增长保持一定速度没有必要。设想，如果2020年的经济增长是一季度2%、二季度2%、三季度2%、四季度2%，那一定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失业和社会不稳定问题；事实上，2020年的2%经济增速并非这样形成，而是2月份几乎全国经济停摆造成一季度增速-6.8%，然后二季度迅速恢复到3.2%的正增长，下半年基本恢复正常——这样平均而形成的2%，与全年经济匀速2%的含义是有本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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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是，中国经济2021年的增速将达到8.2%，而从国内金融部门增速预测来看，整体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结果，普遍预测全年增长9%左右，一季度增长预测均值19%左右。

　　但2021年可能实现的高增长，存在一定的“数据假象”——这种数据假象不是人为制造的虚假数据，而是由于2020年特殊情况下较低基数形成的同比数据假象。如果我们假设2020年经济增长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实现了6%的增长，则2021年增长9%的GDP规模所对应的实际增速只有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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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对2021年的高增长数据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经济仍然处在恢复性增长过程中，实际恢复水平不足5%，尤其是其结构性不平衡和增长动力可持续性及潜在风险仍须高度重视。

　　二、需求侧的增长动力不平衡

　　疫情的影响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原有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同时也制造了新的不平衡因素，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些不平衡性主要包括：消费需求疲软成为突出短板，阶段性扭曲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服务业恢复速度慢于制造业和整体经济，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区域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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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疫情之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是投资贡献31%，净出口贡献11%，消费贡献58%。整体来看，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增长结构：投资方面，随着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峰阶段结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不可能再持续；净出口方面，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出口顺差就逐年减少，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下降，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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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的疫情冲击，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出现扭曲：从前三季度的需求贡献来看，1-3季度的GDP增长中，消费贡献至-337.1%，投资贡献422.5%，而出口贡献14.6%。

　　首先来看消费方面。2020年前11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4.8%；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5.0%，尚未恢复到去年同期8.0%的增速水平，预计2020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负增长4%，202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消费负增长。

　　疫情过后，那么2021年消费情况会不会好转呢？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利率的函数。目前来看，这几个变量均不支持消费的快速复苏。首先，收入增长乏力，1-9月名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3.9%，扣除价格影响因素增长0.6%。实际上，在疫情爆发之前可支配收入增速也已经步入持续放缓的下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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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居民存款的增长来看，2019年底居民存款81.3万亿；2020年9月底居民储蓄91.25万亿，同比增长13.9%，实际上也显示出收入预期变差，以及目前利率偏高，不利于将居民收入转化为消费。

　　从消费结构分析，新能源汽车增长稳步增长，预计2020年中国新能源车销量将超过130万辆，增幅将近8%；化妆品、金银珠宝等可选消费品增长势头恢复良好，化妆品类11月零售额增长32.3%，增速较10月上升14个百分点；黄金珠宝类11月零售额增长24.8%，增速较10月上升8.1个百分点，其可持续性仍有待观察；房地产相关消费仍然低迷，显示人们对大额消费的支出仍然缺乏信心；而石油制品、餐饮、餐饮、演出、旅游等服务性行业的恢复可能仍然较为缓慢。

　　因此，从居民收入、消费倾向、消费结构等角度分析， 2021年消费实际快速恢复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相对于2020年的低基数而言，2021年的消费同比增速有可能会掩盖真实状况。比如，当前很多研究机构都预测2021年中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这是由于2020年特殊情况下较低基数形成的同比数据假象：假设2020年经济增长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实现了8%的增长，则2021年增长15%的GDP规模所对应的实际增速只有2.22%。

　　从投资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未走出2010年以来的下行趋势，房地产投资增速逐渐走平，1-11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6.8%，增速比1—10月份提高0.5个百分点，但距离去年同期10.2的增速还有相当差距；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幅只有1.0%，其中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2.0%，增速回落1.2个百分点；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2.2%，增速回落0.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逐步恢复，1—11月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0.2%，1—10月份为下降0.7%；制造业投资下降3.5%，降幅收窄1.8个百分点。

　　展望2021年，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受到投资预期收益率、融资成本的影响，目前来看，如果2021年融资成本没有明显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延续2010年以来的下行趋势；在收入难以迅速好转的情况下，居民的刚需购房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均难以出现明显复苏，2021年房地产投资的难以快速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由于财政赤字不可能继续扩大，专项债发行在2021年退坡也是大概率事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有可能小幅回落；在出口和新供给部门需求增长的拉动下，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有望继续复苏， 但总体而言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难以继续增长。

　　有机构预测，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达到9.1%：假设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实现了6%的增长，则2021年增长9.1%的规模所对应的实际增速只有6%，仅仅是恢复常态增长。

　　从出口来看，出口增长超预期的动力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疫情期间“宅经济”和疫情防控对相关产品的需求大幅增长，海关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疫情对生活方式的改变带动笔记本电脑、家电出口分别增长17.6%、17.3%；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8287.8亿元，增长37.5%；医药材及药品、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分别增长21.8%、48.2%。二是填补由于疫情影响导致停工而出现的海外供给缺口，如大量的纺织品订单由印度等国转往中国。

　　由于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对中国工业品的依赖程度上升，出口与欧洲及美国经济高度正相关，展望2021年，预计中国出口仍将保持较好的增速。一方面，目前欧美各国的主要应对疫情方式是为家庭和企业提供现金补助、贷款补助、工资补助等，这些方式都将直接转换为对相关产品的需求，继续支撑中国出口，同时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储蓄率近年来有上升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支撑疫情期间的需求；另一方面，如果随着疫苗的逐步使用，疫情得到控制，欧美经济逐步复苏，供应链和供应网络的建立有一定的刚性，较难在短时间内快速改变，复苏后的欧洲和美国对中国制造的需求也将保持较为畅旺的态势。根据有关机构对2021年中国出口将实现6-7%的增长的预测，如果剔除疫情影响，2021年出口6%的增幅相当于3.7%的实际增速。

　　综上所述，在2021年的需求侧增长动力结构中，投资实际增长6%，出口实际增长3.7%左右都比较正常，而消费名义增速15%、实际增速2.22%实际上2021年经济增长的真正短板。从2019年情况看，消费增速8%，在GDP增长中57.8%；从长期看，中国若形成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新格局，消费占比要达到70%左右才算比较合理和可持续的增长结构。从需求端看，消费疲软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主要因素。

　　三、供给侧的产业和区域发展不平衡

　　从供给和产业角度来看，信息产业、金融产业基本没有受到疫情影响，保持了高速增长；制造业、房地产业在一、二季度受疫情影响后，三季度之后恢复较快；而餐饮住宿、租赁和商务服务等服务业的复苏则明显滞后。目前来看，这种扭曲在2021年难以很快扭转，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带来严重制约。

　　同时，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也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的南北经济差距在进一步加大，南方省份在中国整体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6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存贷款余额的占比均达到60%以上，更加值得忧虑的是，在企业研发项目数、人力投入和资金投入上，南方省份已经占到全国的70%以上，预示着未来的新供给、新动力将更加呈现北轻南重的格局。经济规模排列前十位的大城市中，南方城市占据了9个，作为北方经济强省的山东省，2019年人口净流出近20万人，列全国第一；同时，新经济、新产业和人才、资金、技术要素向一二线城市集中的趋势不断加剧，三四线城市的产业、人口流出现象越来越严重，在美国出现并加剧的“铁锈地带”现象可能在中国重演，一些潜在风险正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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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2021的中国经济的潜在衍生风险

　　2021年中国经济又很多潜在风险，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政府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风险。

　　为了应对疫情，2020年中国政府提高中央财政赤字率到3.6%以上，安排一般预算赤字3.76万亿元，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由此导致杠杆率明显提升。根据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显示，中央政府杠杆率在2020年出现明显上升，三季度达到19.1%，接近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19.6%的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中央政府杠杆率处于较低水平，基本不存在违约风险，当前处在历史高位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压缩了今后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

　　根据中信证券测算，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在年末预计将达26 万亿。根据今年的财政预算报告，今年地方综合财力大致估计为26.7 万亿，包括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75 万亿）+转移支付收入（8.4 万亿）+政府性基金收入（8.6 万亿）。以此推算，今年年底地方政府整体的债务率可能会上升到97%以上，已经接近警戒范围。

　　根据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显示，地方政府杠杆率在2020年已经达到25.6%的历史新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扩张能力也已经接近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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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数据显示，1-11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9489亿元，同比下降5.3%。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8173亿元，同比下降9.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91316亿元，同比下降1.7%。全国税收收入144227亿元，同比下降3.7%；非税收入25262亿元，同比下降13.7%。

　　在收入缩水的压力下，如果主动缩表，可能导致社融增速明显下降，引发信用收缩和经济增速下降；如果不加处理，在经济复苏进程较慢，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均不及往年的情况下，过高的杠杆率可能以违约的方式爆发，引发局部甚至系统性风险，2020年永城煤业信用债违约就是一个信号性事件。

　　其次是银行坏账风险。截止到2020年Q3，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84万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6%，创近十年新高。普华永道的数据显示，上市银行的不良额和不良率也都出现上升，截至2020年9月末，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达1.70万亿元，较2020年6月末和2019年年末分别增加约500亿元和2，200亿元。不良贷款率二、三季度均有所回升，截至9月末已达到1.50%，较6月末和2019年末分别上升了0.03和0.07个百分点。

　　根据人民银行联合银保监会、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对于2020年年底前到期的普惠小微贷款本金、2020年年底前存续的普惠小微贷款应付利息，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申请，给予一定期限的延期还本付息安排，最长可延至2021年3月31日，并免收罚息。预计明年延长还本付息政策到期以后，银行的不良贷款还将出现明显上升。

　　第三是房地产行业的“灰犀牛”风险。目前来看，房地产行业房价在高位运行已久，行业呈现出杠杆高企、需求下降、房价分化的格局和趋势，未来有可能出现局部行业风险。相关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 2019年，房地产开发企业负债率为80.4%，明显高于58.6%的工业资产负债率。需求方面，“房住不炒”的政策已经大幅压缩了投资需求，疫情对房地产需企业也带来新的打击，无论是住宅、办公楼还是商业用房，销售面积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办公后和商业用房降幅均超过15%。前三季度，时间已经过去四分之三，但大部分头部房企的销售目标完成率只达到三分之二。价格方面，与此同时，房价呈现出一线城市上涨，二三线城市缓慢下跌的格局，三线以下城市由于人口流出，房价下跌的趋势更加明显。

　　在高杠杆、低需求的压力下，房企存在强烈资金需求，在融资政策和融资渠道不断收紧的情况下，房企，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的中小房地产商压缩库存、回笼现金的冲动越来越强烈，有可能引发低线城市房价率先出现雪崩。

　　五、创造新需求，才能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从宏观上分析结构，目前中国经济恢复和后续可持续增长的关键矛盾在于国内的消费需求潜力能否被充分激发出来，而激发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创造新需求。因此下一步中国经济无论是应对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挑战，还是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都需要从扩大传统消费需求和创造新需求两个方面入手，切实破解需求不足的核心难题。

　　首先，从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来看，在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无法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如何激发消费需求潜力，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合理化，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通过扩大就业、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要通过降息适当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除了用以上方法提高传统消费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抓住消费升级的方向“创造新需求”。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

　　其次，从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来看，在疫情影响下，服务业部门的恢复进度滞后于制造业部门，这与疫情防控需求和疫情对人们的社交心理、生活方式的影响高度相关。考虑到2019年服务业在GDP的占比中已经超过53%，为了加快服务业部门的恢复进度，一方面要继续加大科学防疫的力度，加快重点人群接种疫苗的进度，管理好入境、冷链等高风险关口，尽量降低输入病例和本土偶发病例对消费行业的影响，尽快恢复传统服务行业的消费增长；另一方面要从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理念出发，加快5G、人工智能、VR、机器人等新技术在服务行业的应用，在防止互联网企业滥用垄断地位和数据技术的同时，还是应当鼓励高科技企业用“硬技术”解决医疗、养老、健康、教育等消费痛点环节的“真问题”，激发服务业消费潜能，创造新需求。

　　第三，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角度来看，欠发达地区实现追赶和跨越的出路，一方面在于从先进国家和地区承接转移的产业、产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发挥本地优势，创造新需求的新产业、新模式。在新技术的推动下，欠发达地区的自然景色、人文传统、当地特产等，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以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产业、高端服务业等形式呈现和输出。最近四川甘孜地区理塘县通过藏族小伙丁真的形象宣传，打开了外界对理塘、甘孜和四川藏区的中心认知，前往当地旅游的机票、车票一时售罄，当地的青稞饼干等特产也成为网红产品，就是“创造新需求”的绝佳范例。考虑到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有可能造成周边地区“失血”，欠发达地区更应该发挥本地优势，着力打造创新需求的特色产业。

　　第四，无论是资产负债表风险，还是银行坏账风险和房地产灰犀牛风险，都必须在持续发展中予以化解——而造成2010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只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供给结构老化：老化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递减，而新供给能创造越来越多的新需求。因此，如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关键就在于从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角度出发，激发中国消费潜力，引领中国经济尽快走上新供给扩张周期，才能在发展中化解上述风险。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破题之年，也是中国经济从疫情考验中全面恢复的关键一年。增强经济可持续性，化解潜在风险的关键是激发消费潜力。一方面要为传统产品和服务增加更多软价值“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各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让新树开新花”，只有不断提高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能力，中国经济才能形成需求引领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好局面，在双循环格局下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