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不急转弯” 是怎样的“转弯”？
报告要点
近期，市场对政策“不急转弯”的理解争议较大。就“不急转弯”是不是“不”转弯、“不急转弯”在哪、政策如何搭配三个问题，本文做一定梳理，可供参考。
一问：政策“不急转弯”，是“不”转弯？政策“退潮”，早已有序推进
百年不遇的疫情影响下，2020年的托底政策，是应急之策、并非常态。应对疫情影响，托底政策积极发力，通过提高赤字率、增加专项债等，广义财政“赤字”规模较2019年提高3.6万亿元；央行通过降息、再贷款再贴现等，加大货币支持。与此同时，财政部实施阶段性、结构性减税降费等措施，央行运用直达实体货币政策工具等，重点加大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保护。
政策“不急转弯”，并非“不”转弯；实际上，政策“退潮”，早已有序推进。政策“不急转弯”也是转弯，“调结构”背景下，应以结构视角理解政策转弯。托底过程中，资金空转、违规流向等问题凸显，使得国内疫情刚平复、经济活动修复伊始，当局即加大对相关行为的打击力度，5月以来压降结构性存款、地产调控“三条红线”，及频繁提及“防风险”、“稳”杠杆等，政策逐步回归“常态”。
政策“不急转弯”，主要是为了在疫情不确定性仍存、经济恢复尚不牢固的背景下，保护那些在疫情冲击中“受伤”较重的微观主体。10月以来，国内多次出现本土病例、海外疫情“二次爆发”，全球疫情变化、疫苗进展仍存不确定性，使得政策需留有余地，应对可能变化。部分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中小微企业、中低收入群体等，抗风险能力较弱、资产负债表修复偏慢，至今尚未恢复至正常状态。
政策“不急转弯”，或指向针对中小微企业等，减税降费、贷款延期之类的阶段性定向支持措施。2020年的托底政策，大多在2020年底前后到期或者使用进度接近尾声，例如，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税减免等政策，在2020年底到期；支持银行给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再贷款再贴现、两项直达实体货币政策工具等，多在2021年1季度前后到期。其中，两项直达实体货币政策工具已明确适当延期。
从“加”杠杆到“稳”杠杆，是“后疫情”时代政策回归常态的必然，财政“退潮”等带来信用“收缩”，货币适时适度对冲。政策托底加码下，实体杠杆率大幅提升，导致债务风险进一步累积、资金利用效率越来越低。疫情期间的非常态托底措施，尤其是低效率“加”杠杆，“退潮”乃大势所趋，信用“收缩”已然开始。相应地，货币流动性环境不宜收紧，甚至可能需要阶段性适度宽松来对冲。
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但信用“收缩”带来的影响或与2018年大为不同，结构分化会非常明显。政策“退潮”、信用“收缩”预期收敛过程中，资金风险偏好或有所回落，进而对股市形成阶段性压制；但不同于以往，行业之间、公司之间的分化或非常明显。对债市而言，信用“收缩”开启时，利率债左侧时机就已到来，但操作难度较大；对于负债相对稳定的机构，左侧机会相对较好把握。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债务风险加速暴露
报告正文
一问：政策“不急转弯”，是“不”转弯？
百年不遇的疫情影响下，2020年的托底政策，是应急之策、并非常态。应对疫情影响，托底政策积极发力，通过提高赤字率、增加专项债等，广义财政“赤字”规模较2019年提高3.6万亿元，财政刺激规模占2019年支出的比重高达10.9%；央行通过降息、再贷款再贴现等加大货币支持，货币市场利率与政策利率一度倒挂。与此同时，财政部实施阶段性、结构性减税降费等措施，央行运用直达实体货币政策工具等，重点加大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保护。
政策“不急转弯”，并非“不”转弯；实际上，政策“退潮”，早已有序推进。政策“不急转弯”，也是转弯；“调结构”背景下，应以结构视角理解政策转弯。政策托底过程中，资金空转、违规流向房地产等问题凸显，使得国内疫情刚平复、经济活动修复伊始，当局即加大对相关行为的打击力度，5月以来压降结构性存款、地产调控“三条红线”，及频繁提及“防风险”、“稳”杠杆等，政策逐步回归“常态”。
疫情期间的政策微调，反映转型攻坚阶段，政策重心在“调结构”；对托底过程中“结构问题”积累的容忍度，远低于传统周期。传统增长模式，属于典型的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会导致债务压力的不断累积，进而使得微观主体的现金流自由度不断受到挤压，资金利用效率、经济活力持续下降。有别于传统周期，本轮政策托底加码，为“调结构”创造相对平稳的宏观环境，更加注重“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调结构”背景下，政策对“结构性问题”累积的容忍度，远低于传统周期；结构性存款的压降、地产调控措施的密集出台等，均是印证。
疫情期间的“非常政策”，在“后疫情”时代或逐步“退潮”，尤其是低效率“加”杠杆行为。政策托底下，实体杠杆率大幅提升，截至2020年年中，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相关杠杆合计较2019年底抬升约12个百分点，债务风险进一步累积、对经济行为和微观个体的压制增强。7月以来，政策对防风险的关注明显上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8月以来提出房企“三道红线”，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
二问：“不急转弯”，不急在哪些地方？
政策“不急转弯”，主要是为了在疫情不确定性仍存、经济恢复尚不牢固的背景下，保护那些在疫情冲击中“受伤”较重的微观主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10月以来，国内多次出现本土病例，海外疫情“二次爆发”，疫情仍存在不确定性，使得政策转弯仍需留有余地，应对可能的变化。而“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指向的是部分“受伤”较重的微观主体，比如小微企业、中低收入群体等，尚未完全修复到疫情前的状态。
全球疫情变化、疫苗进展等，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10月以来，全球疫情出现了2次爆发，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和新增死亡病例均持续攀升、创下新高；12月，英国确认出现传染性更强的变异病株，变异后的病毒传播能力比原先高出70%，进一步加大了外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全球疫苗大范围推广尚需时日，且疫苗订单和人口高度不匹配，疫苗效果和疫情演化仍有待观察。
小微企业在疫情冲击中“受伤”严重，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困难较大，大多至今尚未完全恢复至正常状态。小微企业风险承受能够相对较弱，疫情期间受冲击更为明显。比如疫情期间面临固定成本压力的小微企业占比近60%，这一比例是大中型企业的2倍；小微企业的失业情况，也较大中企业更为严重。“后疫情”时期，小微企业的修复也更为困难；比如截至11月，限额以下企业的零售额增速为3.1%，比限额以上低5.2个百分点、比2019年底低7.4个百分点。
中低收入的劳动群体，受疫情冲击也较大，且收入等修复相对偏慢、抗风险能力偏弱。疫情对线下消费等领域形成持续压制，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这些行业至今尚未修复至疫情前的水平。同时，这些行业也是中低收入劳动群体较为集中的行业，贡献了30%以上的居民就业；这部分人群受疫情冲击更多、收入修复更慢。例如，农民工在疫情后未再进城务工，部分农民工在返程后甚至又二次返乡，2020年前3个季度外出农民工同比减少384万。
政策“不急转弯”，或指向针对中小微企业等，减税降费、贷款延期之类的阶段性定向支持措施。2020年的托底政策，大多在2020年底前后到期或者使用进度接近尾声，例如，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税减免等政策，在2020年底到期；支持银行给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再贷款再贴现、两项直达实体货币政策工具等，多在2021年1季度前后到期。其中，两项直达实体货币政策工具已明确适当延期。
三问：“不急转弯”下，政策搭配和影响？
从“加”杠杆到“稳”杠杆，是“后疫情”时代政策回归常态的必然。政策托底加码下，实体杠杆率大幅提升，2020年3季度达270%，较2019年底抬升25个百分点，导致债务风险进一步累积、资金利用效率越来越低。2020年前3季度，信用债募资用途中注明“借新还旧”的比例已接近80%，其中钢铁、地产等传统行业超过90%。随着国内经济逐渐修复，政策重心重回调结构、防风险，疫情期间的非常态托底措施“退潮”乃大势所趋，尤其是一些低效率“加”杠杆行为。
财政政策回归常态，必然带来信用的收缩；但市场仍沉浸在非常时期的特殊阶段，对信用“收缩”的认知不足。2020年，信用环境超预期扩张，与政策“加”杠杆行为紧密相关；随着政策逐步回归常态，信用“收缩”通道已经开启。从“加”杠杆到“稳”杠杆，政府行为对信用环境的拉动减弱，及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下非标的加快收缩等，或成为信用“收缩”主要逻辑。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中性情景下，社融存量增速或回落至10%左右。
信用“收缩”带来的影响或与2018年大为不同，结构分化可能会非常明显。2018年信用“收缩”，对各行业普遍有明显影响，多数行业信托融资和民企债券融资均较上一年大幅收缩。相较之下，2021年信用“收缩”过程中，结构分化可能会非常明显。传统负债模式依赖度高的区域、行业，受到的冲击可能会比较大；而代表转型方向的新兴产业、传统行业中已基本完成出清过程的行业龙头，受到的冲击或非常小。
信用“收缩”背景下，货币流动性环境不宜收紧，甚至可能需要阶段性采取适度宽松的对冲措施。经济仍在修复通道、通胀预期逐步升温，使得货币流动性短期不具备松的条件；但也不适合进一步收紧，最新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强调，“根据宏观形势和市场需要，科学把握货币政策操作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同时，信用环境逐步进入“收缩”通道，需要适宜的货币流动性来缓解收缩的负面冲击。此外，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也需要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把握好时度效。
2021年，信用“收缩”或成为市场主逻辑。政策“退潮”、信用“收缩”预期收敛过程中，资金风险偏好或有所回落，进而对股市形成阶段性压制；但不同于以往，行业之间、公司之间的分化或非常明显。对债市而言，信用“收缩”开启时，利率债的左侧时机就已经到来。然而，经济和市场波动性下降、疫情对国内外经济节奏的干扰、机构负债不稳定性等因素，使得左侧操作难度上升；对于负债相对稳定的机构，左侧机会相对较好把握。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
（1）一问：政策“不急转弯”，是“不”转弯？实际上，政策“退潮”，早已有序推进。百年不遇的疫情影响下，2020年的托底政策，是应急之策、并非常态。政府“加”杠杆保护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同时更加注重“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政策托底过程中，资金空转等问题凸显，使得经济活动修复伊始，当局即加大对相关行为的打击力度，政策逐步回归“常态”。
（2）二问：“不急转弯”，不急在哪些地方？疫情冲击较大、尚未有效恢复的领域。全球疫情变化、疫苗进展仍存不确定性，使得政策需留有余地，应对可能变化。部分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中小微企业、中低收入群体等，抗风险能力较弱、资产负债表修复偏慢，尚未恢复正常状态。政策“不急转弯”，或指向针对中小微企业等，减税降费、贷款延期之类的阶段性定向支持措施。
（3）三问：“不急转弯”下，政策搭配和影响？财政退潮、货币对冲，信用“收缩”或成主逻辑。从“加”杠杆到“稳”杠杆，是“后疫情”时代政策回归常态的必然，尤其是低效率“加”杠杆，信用“收缩”已然开始。相应地，货币流动性环境不宜收紧，甚至可能需要阶段性适度宽松来对冲。但信用“收缩”带来的影响，或与2018年大为不同，结构分化会非常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