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货币的本质决定了现金有长期存在的理论基础，货币的载体也具有使用惯性。现金和非现金支付有机共存可以使社会总交易费用更低，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竞争，但本质上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过度去现金化会引发新的金融排斥，偏离普惠金融的初衷。现金可以保障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信息安全权和财产安全权等基本权利。行为经济学和金融脆弱性等理论也支持保留现金。世界各国推动“去现金化”的尝试出现了不少波折和反复，对过度“去现金化”已有所保留、警惕或反思。各国实践证明，“数字鸿沟”现阶段还难以消除，非现金支付的安全性问题仍然存在，现金作为应对自然灾害等重大突发事件的备用支付工具更不可或缺。我国老年人、农民、低收入人群以及境外游客、未成年人、视障人士等群体较为依赖现金，消费者在一些场合使用现金有助于保护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保留现金使用符合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现金 非现金支付 数字化 普惠金融 消费者保护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我国非现金支付日渐普及，特别是移动支付发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现金使用的空间，甚至出现了一些拒收现金现象。但事实上，人民群众使用现金的需求仍然较广泛存在。特别是从普惠金融和消费者保护等角度看，现金的存在有多方面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非现金支付与现金使用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竞争，但本质上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

　　一、保留现金使用的理论基础

　　根据经济、金融、法律等领域的相关理论，现阶段保留现金使用的依据较为充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货币的本质决定了现金有长期存在的基础。货币最本源的属性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现金作为现代社会最基础的货币形态，有效承担了交换媒介的职能，是无门槛的支付手段，与用户身份没有关联，可随时随地完成交易，具有最广泛的适用性，能够充分满足流动性需要。商品经济对货币的基本需求构成了现金长期存在的基础。

　　（二）保留现金有利于降低社会总交易费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支付工具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交易费用。非现金支付需要投入固定成本并构建生态体系，比较依赖规模效应。对于现阶段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的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地区或场景，同完全取消现金相比，现金和非现金支付有机共存可以使社会总交易费用更低。从货币演化的历史规律看，货币的载体具有稳定性和使用惯性。纸币从11世纪首次出现到20世纪完全取代金属货币，过渡期长达800多年，在此期间纸币与金属货币长期共存，后者直到今天还以硬币的形态部分保留下来。非现金支付工具与纸币之间也是如此，两者的交易费用在不同场景下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彼此的长期共存。

　　（三）保留现金符合普惠金融的初衷。发展普惠金融的初衷是让社会各个群体都能平等享受基础金融服务。数字技术提升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但也带来了“数字鸿沟”。老年人、农民、低收入人群等特殊群体有的缺乏数字通信设备与网络接入，有的缺乏数字金融知识与技能，老年人可能指纹退化或记不住密码，他们对于现金的依赖度较高，过度“去现金化”会引发新的金融排斥，偏离普惠金融的初衷。此外，中小商户也是普惠金融服务的重点对象，现金可以与非现金支付形成必要的市场竞争，使中小商户在接受支付结算服务时有议价空间和最后退路，避免支付服务提供商随意提高佣金或延长资金到账周期。

　　（四）现金可以保障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信息安全权和财产安全权等基本权利。拒收现金实质上是利用技术手段强制设置交易门槛和障碍，侵害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支付方式的权利。商户单方面排除自身收取现金的义务，增加消费者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义务，侵害了公平交易权。非现金支付工具一般会涉及个人信息和行为数据，账户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对消费者的信息安全权和财产安全权产生威胁。此外，从行为经济学角度看，现金可以帮助消费者控制预算，避免过度消费，因为现金的有形性质能给消费者带来更直观的支出感知，促使其在心理上对于自己的支付行为和消费水平产生更清晰的认识。

　　（五）现金是应对金融脆弱性的一道底层屏障和心理防线。理论上，现金可以被视为无风险的支付工具和安全资产，而任何依赖于市场机构的非现金支付工具或多或少具有操作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甚至是道德风险，为居民保留现金这一选项可以提升其安全感。

　　（六）现金的存在具有现代信用货币的法理基础。现金是现代信用货币的代表，在国家信用的支撑下，由国家法律规定强制流通，独立发挥货币职能，具有法偿性。世界各国普遍通过不同形式的立法来维护本国货币的地位。《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了人民币在我国的法定地位，规定不得拒收人民币。

　　二、国际社会保留现金使用的经验得失

　　从全球范围看，尽管一些国家出于发展金融科技、反洗钱、反逃税等原因，不鼓励大规模现金交易，但并没有完全否定现金使用。经过实践上的一些波折和反复，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保留现金利大于弊。2009-2019年，美国、日本、欧元区等主要经济体流通中的现金（M0）平均增速普遍超过其GDP增速。

　　（一）北欧国家开始反思“无现金社会”。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曾是“无现金社会”建设的先行者。这些国家的共通之处在于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均GDP居世界前列；国土面积不大，人口密度低，城乡差异小；国民受教育程度高，接受新事物能力强；信息化程度高，数字基础设施发达。因此，北欧发达国家推动去现金化有特殊优势，发展中国家难以模仿。即便如此，2018年以来，瑞典等国开始反思无现金社会存在的问题：一是“数字鸿沟”开始凸显，部分弱势群体（包括外来移民）难以适应无现金社会；二是信用卡欺诈数量显著上升，引发对支付安全的担忧；三是考虑到灾备问题，担心无现金社会在面对战争或天灾时缺乏抵抗力。

　　（二）日本民众出于对自然灾害等重大突发事件的担忧而偏好现金。日本的非现金支付以信用卡、预付卡为主，移动支付起步较晚。2014年起，日本政府将推广非现金支付作为国家战略。但日本民间对“去现金化”顾虑重重：一是日本自然灾害频发，民众危机意识强，认为一旦发生灾害造成停电等情况，现金必不可少；二是民众经历过消费金融危机的洗礼，担心非现金支付可能麻痹对花钱的感觉，导致过度消费；三是中小商户不愿意负担佣金成本，且担心支付延迟到账影响资金周转；四是消费者对密码被盗和个人信息泄露存在顾虑。总体看，日本社会目前仍较为依赖现金。

　　（三）美国和英国关注现金对于弱势群体的意义。2019年以来，美国多个城市出台地方法律，禁止商户拒收现金，理由是“去现金化”不利于低收入人群和有色人种，会对弱势群体获取金融服务造成障碍，加重其经济负担。在英国，大量弱势群体也高度依赖现金支付。英国消费者还较为看重现金的匿名性，并且认为现金可以控制消费支出。

　　（四）澳大利亚强调保留现金作为备用支付手段。2019年，出于大额现金反洗钱需要，澳大利亚立法禁止以现金购买超过1万澳元的商品。但澳大利亚没有彻底否定现金使用，而是支持将现金作为可选的支付方式。澳央行认为现金是很好的备用支付工具，承诺继续提供现金，并发行了新版纸币。据澳央行2019年调查，有10%的受访者只使用现金，78%的受访者表示会持有一些现金，原因包括预防不时之需、人情往来、担忧支付系统稳定性、隐私安全、对银行缺乏信任等。

　　（五）印度“废钞令”未能阻碍现金使用。2016年11月，印度宣布面值为1000和500卢比的纸币失效，希望减少现金使用，打击洗钱行为。印度央行数据显示，非现金交易量随后一度迅速增长，但该趋势仅持续到2017年3月，之后便一路下行回归到原来水平。主要原因是：印度普通民众受教育程度有限，难以熟练使用非现金支付；POS机普及度低，农村地区缺乏终端设备；发生过银行卡大规模遭黑客入侵，导致民众对非现金支付的安全性持怀疑态度。

　　上述国际社会保留现金使用的经验得失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启示：一是各国推动“去现金化”的尝试出现了不少波折和反复，对过度“去现金化”已经有所保留、警惕或反思。二是各国实践证明“数字鸿沟”现阶段还难以消除，如果直接全面“去现金化”，会有部分群体被排斥在支付体系之外。三是各国消费者对于支付中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高度敏感，部分消费者较为看重现金的匿名性，非现金支付的技术安全隐患仍普遍存在。四是应把日常小额现金交易与大额可疑现金交易区分开来，使居民正常的现金使用与反洗钱、反逃税不产生冲突。五是应居安思危，现金在应对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因素造成的支付系统中断时，具有保障基本生活的灾备作用。

　　三、我国保留现金使用的必要性

　　从国内实践看，保留现金使用符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是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条件下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起着“补短板”作用。近年来，人民币M0保持缓慢平稳上升趋势。2017-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净投放现金2342亿元、2563亿元、3981亿元。2019年末，人民币M0为77189亿元，同比增长5.4%，反映出现金在我国仍有较强实际需求。

　　（一）保留现金是应对“数字鸿沟”的现实需要。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显示，我国消费者对非现金支付的数字化场景、风险识别与防范、如何有效维权等方面的认识和掌握有待进一步提高。6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中仅有27.3%能够通过互联网获取金融服务和信息。特别是我国城乡和地区间差异较大，农村地区有较多学历不高、收入不高、年龄较大的人群认为现金更加安全可靠，农副产品购销很多以现金交易，2019年全国助农取款服务点业务量达4.26亿笔（大部分涉及现金业务），农村整体仍有较大现金需求。因此，保留现金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取消现金会让目前无法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的老年人、农民、低收入人群等普惠金融重点群体产生受排斥感。

　　（二）现金是满足特定人群基本支付需求的必要保障。除了受“数字鸿沟”影响的群体外，现金还可保障一些特定人群的生活。一是境外游客。境外游客一般没有人民币账户，或是因语言文化差异难以使用境内支付工具，在景点和中小商户消费时较为依赖现金，离开现金可能“寸步难行”。二是未成年人。一些家长不会轻易给未成年子女配备银行卡或移动支付账户，一般以现金形式给予小额零花钱，这有利于家长控制未成年人的消费行为。三是视障人士。视障人士较难使用非现金支付，而人民币现金的票面上有便于其使用的盲文。

　　（三）现金是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必要选项。一方面，消费者对于支付方式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理应受到保护。另一方面，国内的移动支付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倾向，可能造成消费者的联系方式、消费习惯、生物特征等数据被互联网企业过度挖掘；网络安全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支付密码、指纹等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盗取，可能会直接造成财产损失。消费者在对移动支付的安全性缺乏把握的场合，选择使用现金有助于降低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被侵害的风险。

　　（四）拒收现金可能引发社会矛盾。近年来，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部门接到一些群众反映拒收现金问题，数量逐年呈上升趋势，涉及较多的行业有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行政事业单位或公共服务部门和交通运输业等。拒收现金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强制要求以移动支付代替现金，拒收小额纸币或硬币，个别行政事业单位或公共服务部门收费时不接受现金。从群众的反映看，拒收现金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和负面舆情。这也从反面印证，现阶段保留现金符合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五）现金是预防技术失灵的应急工具。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灾害较为频发，在支付体系安排中需要具备底线思维，做好应急管理的准备。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群众在遭遇手机遗失、电池耗尽、网络流量不足、信号差等情况时，也需要现金作为应急支付手段。

　　（六）现金还具备其他特殊功能。一是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人民币现金票面图案凝聚着我国历史与文化，具有特殊象征和教育意义，人民币也因此具有收藏价值，还是对外展示中国形象的“国家名片”。二是可以成为商业银行加强与消费者互动的纽带。表面上看，取消现金可以减少商业银行的现金业务成本，有些商业银行可能会将现金业务视为负担。但从消费者角度看，现金业务是商业银行区别于其他机构的重要特征之一。商业银行应当以优质的现金服务来接触和留住消费者，而不是让消费者远离现金。

　　四、政策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做到金融为民和金融惠民。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响应人民群众的需要，依法保障现金使用，满足全体人民特别是特殊群体的生产生活需求，确保支付服务的公平性和普惠性，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二）尊重消费者多元化的选择，营造良好消费环境。鼓励包括现金在内的多元化支付工具共同发展，发挥互补作用，满足消费者多样化支付需求，为落实“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全面促进消费”营造便利环境。同时，要大力规范支付机构的营销宣传行为，防止过度夸大“无现金社会”而误导商户和消费者，避免将现金使用与非现金支付对立起来，避免给特殊群体带来“拒绝移动支付就寸步难行”的认识误区和被排斥感。

　　（三）提升现金服务水平，优化现金使用体验。鼓励商业银行对现金服务保持必要的人、财、物投入，对重点行业、重点地区有针对性地提供现金服务。提升城乡地区自助取款机（ATM）和存取款一体机（CRM）的密度、功能和易用性。合理投放小面额券别，便于商户找零。提高人民币清洁度，满足疫情常态化防控需要。

　　（四）加强人民币使用和相关法制知识普及教育。让社会公众充分认识到拒收人民币是违法行为，积极引导商户尊重消费者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对相关行业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与有关主管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在全社会营造自觉维护人民币法定地位的浓厚氛围。加强反假货币、人民币流通券别、残损币兑换等相关知识普及。

　　（五）加大人民币管理、反洗钱、消费者保护等领域执法力度。对拒收现金行为明确处罚裁量标准，对情节严重的案例可以考虑依法从重处罚，形成有效震慑。加强对大额可疑现金交易的监测，打击利用现金开展的非法交易活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等重点领域的监督检查，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长远和根本利益。

　　注：本文中的现金，指的是实物货币，在我国就是指人民币纸币和硬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