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奇霖：民粹主义兴起和逆全球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奇霖、张德礼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民粹主义夹持下逆全球化思潮被逐步付诸行动。2020年新冠疫情后，有关逆全球化的讨论愈演愈烈，逆全球化可能是中长期里影响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关键变量。 　　1 　　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 　　衡量全球化程度的方法多样。比较权威的是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Jan Sturm教授及其团队设计发布的KOF全球化指数，由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3个一级指标加权平均得到，分值越高代表全球化水平越高。 　　KOF全球化指数开始于1970年，最新数据是2017年的。可以看到2007年之后全球化进程慢了下来，而经济全球化基本停滞。 　　一些研究，如Peter A.G． Van Bergeijk（2017）认为，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可以用进口占GDP之比来测量（逆）全球化的程度。法国智库CEPII 将全球进口额占全球GDP之比，回溯到了1827年，利用这一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观察更长时间范围的全球化进程。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动融入世界，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进口额/全球GDP 从1842年的低点5.4%，一路上升到一战前（1913年）的高点15.6%。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大萧条，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出现了明显的逆全球化，1945年全球进口额占GDP之比只有3.7%。 　　二战结束后，在跨国企业推动下，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中国改革开放、冷战结束是两个重要时点。全球进口额/全球GDP，虽然有阶段性的回落和震荡，但从1946年开始整体是在上升的，2008年到达历史高点26.3%，此后震荡回落，2018年该比例为23.1%，回到了2004年的水平。 　　因此，从全球贸易额占GDP之比的角度来看，可以说2008年是全球化的顶峰。2009到2020这12年间，我们都处在逆全球化过程中。 　　根据Global Trade alert的统计，2009年到2018年全球贸易干预次数持续上升，2019年短期有所好转。由欧盟28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发起的贸易干预次数，趋势和全球的基本一致。 　　Global Trade alert的数据也显示，2009年到2019年受贸易干预影响次数前10的国家，除中国和印度外均为发达国家。因此，可以认为发达国家是这一轮逆全球化的挑起者，也是主要受影响者。 　　这12年间除了经济全球化倒退外，政治层面上的逆全球化呼声也越来越汹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2016年6月英国通过公投的方式决定退出欧盟，成为首个退欧的国家，这是欧洲经济一体化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重要的开倒车事件。欧盟内部除英国外，西班牙、希腊、匈牙利、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成员国，也相继成立了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欧元的政党，有些还相当有影响力，比如勒庞此前领导的国民阵线党。美国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则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随后开启退群模式、向多国挑起贸易争端。 　　理解这一轮逆全球化的根源，本质上是要弄清楚，为什么由发达国家主导推动的全球化，率先由它们自己来反对和逆转。我们认为，这是因为美欧国家目前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政治精英屈服于民粹主义，通过逆全球化行为来转移国内矛盾。 　　经济层面上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毫无疑问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全球产业链中发达国家多扮演消费国的角色，进口低价消费品维持了低通胀。更为关键的是，发达国家凭借着资本和技术优势，在海外投资设厂并将产品销往全球，赚取海外利润。 　　低通胀方面，张步昙（2015）的实证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后，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等9国）的超额供给，带来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9国）通胀的持续低位运行。同时，进口价格因素对工业化国家的通胀具有显著的同向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廉价产品出口使得发达国家享受了温和而平稳的通胀。 　　赚取海外利润方面，在美国企业体现得尤为明显。2019年美国企业来自于境外经存货计价调整的利润达到542.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占美国企业总利润的25.6%。 　　反观美国企业经存货计价调整后来自于本土的利润，2019年为1580.9亿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高点下滑了18.2%。1580.9亿美元的利润规模和2006年的水平接近，而2006年到2019年，美国企业来自于境外经存货计价调整的利润增长了1.1倍。 　　但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并不能均衡惠及每个全球化的参与者。在经济精英享受跨国生产和跨国销售所带来的高利润的同时，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可能是由于分配不均，亦或是由于产业外迁导致失业等原因。政治精英为拿到选票，迎合占社会多数的底层，选择性忽视全球化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将自身经济出现的问题甩锅给全球化，煽动民众反对和逆转全球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和政治上逆全球化互相强化。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超出主流预期的是特朗普最终获胜。《华盛顿邮报》使用每个郡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12年和2016年的投票数据，分析后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对比2012年，看2016年哪些郡变红（共和党）、哪些郡变蓝（民主党）时，发现五大湖地区的锈州地带明显转向特朗普。这些州的工业衰退，反全球化思潮相对更为汹涌。在制造业产值占比超过15%的州中，希拉里只赢得了俄勒冈州的支持。 　　二是各个郡“没有大学文凭白人”的比例，和该郡2016年共和党得票率的变化，有很明显的正相关性。特朗普在低教育白人选民中更受欢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甚至称，是“是美国乡村白人族群把川普推向总统宝座”。 　　特朗普当选，被西方主流媒体称为“民粹主义的卷土重来”，也被视作是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2017年3月22日，知名投资机构桥水基金发表了一篇61页的报告《Populism： The Phenomenon》，在这份报告中，桥水基金称它们创建的衡量全球冲突的指标——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指数，当时处于二战以来的最高点。 　　近年逆全球化愈演愈烈。2018年美国向中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同时，也在就贸易问题向欧盟、日本等国施压。2020年新冠疫情后全球贸易接近停摆，逆全球化的声音也多了起来，比如4月9日白宫经济顾问Larry Kudlow称“一种可能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的政策是，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等于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的成本买单。” 　　一些知名学者，比如全球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的作者——Thomas L． Friedman，3月17日撰文表达了对全球化的担忧。哈佛大学教授Stephen M． Walt称，新冠将创造一个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降低的世界。而全球知名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首席执行官Robin Niblett直言不讳地称“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 　　2 　　民粹主义的兴起 　　和以往一样，我们所担心的逆全球化，本质上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时，政治精英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向民粹主义屈服。那为何民粹主义在2008年之后，尤其是近几年广为肆虐呢？ 　　我们认为民粹主义的兴起，主要因全球化后新兴市场国家崛起，让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认同感变差。加之全球化红利并未平均惠及发达国家的每个参与者，在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扩大、资产价格泡沫后贫富进一步分化等压力下，全球化成为这些问题的背锅侠，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兴起，而政治精英的有意曲解，让反全球化思潮变成逆全球化行动。 　　第一，新兴市场国家崛起，降低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认同感。前面分析过，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中国家通过引入技术、资本，整体获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球GDP中的份额提升。2000年到2018年，金砖国家GDP全球占比从7.7%跃升到23.1%，同期美国GDP占比从30.5%下降到23.9%，欧盟GDP占比26.6%下降到21.9%。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崛起后，在全球政治中的参与度也在提升。2008年后要求改革现有全球治理框架，尤其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呼声不断，这让全球化的主导者——欧美国家感到威胁，降低了对全球化的认同感。 　　第二，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由于产业变迁等原因一些行业所受影响也相对更大。但全球化只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一个因素，不应该当成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理由。 　　近20余年，多数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扩大。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住户收入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8年的0.49。 　　考察美国1967年到2018年的住户收入分配数据，发现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人群集中。将住户按收入五等分，1967年到2018年只有最高收入的那20%的住户收入占比提升，从43.6%到52.0%，其余四种收入水平的住户收入占比都在下降，其中收入最低的20%住户收入占比从4.0%降低到3.1%。 　　在税前收入前1%的人群中，这种收入集聚效应更加明显。1980年到2014年，美国税前收入前1%的人群收入占比，从10.7%提高到20.2%，占比接近翻番。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税前收入前1%的人群收入占比，随着时间推移也在提高。 　　全球化对各个行业的影响不一，对发达国家而言，部分制造业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既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也是本土产业进一步升级的要求。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从1980年的20.5%下降到2018年的8.5%，同期制造业GDP占比从20.0%下降到11.0%。 　　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对部分州比如五大湖地区的冲击更大，全球化更容易被当成替罪羊，2016年制造业占比高的州也更支持特朗普。 　　第三，债务泡沫和资产价格膨胀，导致贫富进一步分化，政治精英通过逆全球化来转移国内矛盾的诉求更加强烈。 　　相比于收入分化，财富分化的速度更快。2009年到2018年主要国家中除法国外，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都在提高。而且这些国家的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都在60%以上，远高于收入基尼系数，这意味着财富分化问题本身就比收入分化更严峻。 　　贫富分化扩大，除了收入分配不均外，更重要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整体维持了低利率环境，债务持续扩张。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2019年三季度全球债务上升到252.6万亿美元，和GDP的比率达到322%，创下历史高点。显然低利率环境和债务扩张，无论是从融资还是投资的角度看，对富人和有产阶级都更为有利。 　　低利率环境下，资金进入金融市场，在今年大跌前，美股整体是在创新高。在美国10%的人持有了84%的股票，这部分人群财富增长远快于其他居民，这导致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拉大。 　　从年龄结构上看，美国大多数的财富集中于出生于1946-1964年的老龄人口手中。对于年轻人而言，资本市场入场时机已晚，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这加剧了美国民粹主义的盛行，这也是为什么低学历白人更支持特朗普的原因之一。 　　新冠疫情之前，全球本身就面临着缺乏一个新兴的、能够加杠杆的大型经济体的问题，经济和贸易处于增长停滞状态。新冠疫情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的稳定市场和重启经济的措施，将会使债务扩张、资产泡沫和贫富差距等问题进一步积聚，可以预见民粹主义将更进一步盛行。对中国经济和市场而言，需高度警惕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