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以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 开拓发展新格局

　　在“双循环”下的国际关系处理

　　从背景上来说，我们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寻求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需要应对的逆全球化的不良因素，以及需要慎重和理性处理的国际关系变化。我们要应对挑战，把握继续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机遇。

　　在这个背景之下，看我们当前的国际关系，可能要有几个角度：

　　首先，从已经被称为全球最主要、最举足轻重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来看当前的时代主题。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到现在，中美博弈实际上已经升级为更广泛的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人文交流的对抗因素也在上升，还有现在有人在议论的可能擦枪走火的局部热战等等。基辛格说，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现在是处在冷战之峰的山脚下。显然在这样的中美关系背景之下，我们需要从大的战略思维进行正确把握，与之相关的其他国际关系也必须一起来进行审慎的判断。我觉得最关键的战略思维，要立足于一个判断，就是当年邓小平所说我们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那么现在，这个“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不是变化了？是不是得重新表述了？我认为正如中央所明确表述的，这个主题并没有变。它遭遇到了挑战，但我们如果能够处理好的话，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在原来确定的现代化伟大复兴为导向的和平轨道上发展。

　　第二，认清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如果从我们现在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来做论证，从整个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由人们构成社会群体组成的国家关系来看，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变。美苏冷战结束以后，中美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入了全球化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这个没有变。脱钩只是少数极端政客的一种威胁性的说法。实际脱钩谈何容易！这个共享一个产业链所升华出的“共享经济”这个概念，在信息革命时代，实际上已经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也在实际的生产力层面支撑着社会关系的演进，而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配套条件。

　　第三，和平发展的主题背后，还有核威慑所形成的战略平衡，这使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极小概率事件。人类社会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为什么有了一战、二战，但到现在为止，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核武器在二战快结束时的使用告诉全世界：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止这种非常惨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再次投入实战，那么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核威慑进而推进到的核战略平衡。

　　共享经济和核威慑是在互相呼应着来支撑“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这个是被时间所验证的一种正确的战略判断。现在的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极端主义、霸凌主义、民粹主义等等，只是一些逆流，并没有颠覆人类文明往上提升的这样的全球化与和平发展的主潮流。这样我们处理中美关系就要有底气。我们和美国相比是处守势，确实综合实力不如美国，美国在打压中国方面手上的牌可能还有不少，我们的牌却寥寥可数了。这个时候，我们处守势的时候要更多地讲究有理、有利、有节。我们不跟着他的节奏走，我们绝不脱钩。我们在守住底线的同时，是争取斗而不破，这是现阶段处理国际关系非常重要的压舱石。

　　其他的关系，对欧、日等这种被划为美国盟友的一些关系处理上，我们不要把他们看做铁板一块，绝不四面出击，要更多地跟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被划做美国大联盟里面的国家求同存异，更积极地发展多边关系。这种多边关系，客观上来说是有空间的。中美两国的经贸往来的份额，由于贸易战而缩减，其他经济体现在是可以乘虚而入的，这个实际的反制关系，是客观上可以形成的。

　　总的来说，我们处理国际关系时，在中美之间是斗而不破，和其他的国家求同存异。当然还有跟我们客观上形成一些战略协作关系的国家，形成一种在国际战略平衡里重要的砝码，比如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双循环：追求升级版的发展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决策层明确地提出要形成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我有这样一些初步的领会，就是面对着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变局，原来的发展轨道、战略策略组合有必要适当调整。

　　在内循环的概念上，其实和前面已经强调若干年的扩大内需，是一脉相承的。扩大内需，我们继而在市场上给内需以相应的有效供给，推进到一种循环状态，就是经济生活中的供需互动形成一种经济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这个内在逻辑上，由扩大内需，落到了供需互动，而现在在表述上说得更清楚了，并注重了基于本土的内循环要成为主体部分。

　　我们已经在前些年改革开放中，一步步发展起来成为具有全球最大市场潜力的国内统一市场，扩大内需进一步带动本土所有有效供给的回应所形成的内循环，要成为我们进一步维持经济景气和繁荣水平的一种主要支撑因素。

　　同时，我们决不放弃继续在国际循环这方面争取一切的可能性。这个国际的循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称为“国际大循环”。中国那时候本土的市场发育还很有限，于是首先强调的是两头在外，通过国际循环把中国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引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一步步发展到经济起飞的状态。那时候的国际大循环，不仅引入资金同时带来技术、管理以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意识与规则。之后的发展，从标志性的邓小平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到2000年前后入世，中国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培育起来，融入了全球的市场经济大舞台，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之后，我们现在审时度势，要考虑更多依靠业已有雄厚实力的国内统一市场来抵御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演变的过程中间，还加上了今年的新冠肺炎带来的严重冲击。种种的不确定性，比如说美国大选关键时刻临近，特朗普手上还会出什么打压中国的牌？这时候首先要更多地以内循环为主体，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可以把握好的确定性。这样的一种战略思维实际上也就是审时度势，利用我们已经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几十年的发展基础，更好地掌握主动权。

　　这个内循环为主体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轨道上，以自己本身的更深层次的改革，匹配上更高水平更好的对外开放，来形成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互促进。这种相互促进也是必然的，是在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这个广阔的全球化舞台上面，会发生的一种积极效应。要在开拓创新中形成新发展格局，我的理解就是要以更为优化的双循环，追求更高质量的、以结构优化和应变能力提升实现的中国升级版的发展。

　　发展“内循环”的要领

　　我认为在把握内循环方面，需主要掌握如下几个要领：

　　第一，要强调必须抓好有效投融资。如果想使所有的经济活动能够有后劲，前置环节是要有投资来形成有效的产能，即形成有效供给能力。本年度的投融资已经被概括为“两新一重”，从新基建到新型城镇化，再到传统基础设施，要合成投融资的通盘安排。

　　第二，以内循环为主体，要特别注重怎么样优化收入再分配以释放14亿人口巨大经济体的消费潜力；我们老百姓的收入这些年确实是在上升，但我们不必讳言收入分配里面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不合理之处，要通过优化收入再分配，更好地改进民生，稳定预期，在前面有效投资的支撑之下，保持我们的就业达到一定的水平，老百姓的收入可以稳定和形成较好预期，进而继续提高消费能力，释放消费潜力。收入的支撑，同时要加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来支持民众预期的稳定和向好，消费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这也是对于经济景气和以经济内需为主体的一个必然的重要支撑因素。

　　第三，中国要从短期看到中长期，总体上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要在配套改革中间让要素充分地流动，首当其冲是要通过户籍改革等形成的配套改革，让更多的农村人口相对顺利地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构造内循环新局面。中央在一系列改革的配套方面都有明确的部署，凡是可以在实际运行中有条件放开户籍的中小城镇，要尽快放开户籍限制，有压力的一线和一些省会、中心城市等等，也要积极地以积分制度来实施过渡，让已经进入城市里的常住人口——被称为从农村迁移过来又没有取得户籍的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以后有更好的条件尽快地对接到市民身份上。

　　第四，企业在外部阴晴不定的形势下，积极地进一步发展外贸的同时，需注重在必要的时候“出口转内销”。

　　第五，“卡脖子”的关键技术，要以举国体制的2.0版，即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支持内循环。

　　所有这些，一定是在积极的进一步考虑外循环和内循环相互促进的广阔舞台上，来积极把握和推进的。我们的完整表述，一定是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而不是只讲一边。讲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退回到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是死路一条。客观规律也决定着我们是有可能在积极拥抱全球化的过程中，以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来开拓发展新格局、打开新局面的。

　　这里的龙头因素归结到一个概念，就是中央所说的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改革深水区要以有效的制度供给、结构的优化，促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提高，这个供给体系一定是我们立足本土，对接全球化广阔舞台，追求高质量升级版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