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等：覆水难收——全球经济的“日本化”倾向及中国的应对之道
【导语】当资产负债表问题导致私人部门在利率为零的情况下仍保持盈余时，刺激经济的唯一途径就是让政府充当“最后借款人”，实施财政刺激。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只会增加放贷机构数量的货币宽松政策，都无法带来经济复苏。
—Richard Koo（NOMURA）野村证券经济学家
ink="">
【本文核心观点】
1、历次危机表明，在极端恐慌引发的“流动性黑洞”时刻，只有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才能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但是，宽松刺激政策的后遗症不可小觑，全球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不是长久之计，提振经济仍需依靠实体经济、企业家投资和居民储蓄等实际变量，否则会陷入“债务绑架经济+市场绑架央行”的高度不稳定路径。前者将实体经济置于危险的债务泡沫和高杠杆之上，损耗的是贫富差距、发展质量和社会稳定等结构变量，后者则让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资产泡沫对央行的流动性依赖越来越高，导致货币政策逐渐丧失治理通胀和失业的传统功能。
2、全球经济的“日本化”倾向非常普遍，经济增长的空间收窄不仅仅是因为投资和需求不足，深层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危机和逐步扩大的贫富差距。美国的股市行情呈现出了“奇葩”一面，脱离宏观经济基本面的资产配置行为高度扭曲，互联网公司的股价泡沫打破历史记录，这意味着经典的估值模型已经不足以解释现实。而实体经济、生产企业和私人投资则变得低迷，巨大的失业率和消费内需不足侵蚀了经济复苏的根基。金融泡沫持续飙升+实体经济长期停滞，这样巨大的背离成为本世纪经济学最大的困惑和担忧：树真的能长到天上，水能一直向高处流？
3、对央行来说，与过去相比最大的困境是，目标越来越多，目标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政策框架越来越失去规则性。现代央行越来越像是一个“超人”，四处抢险救火：除了传统的治理通胀和失业问题外，还要关注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问题、金融泡沫的风险，甚至承担起财政救助的重任——疫情期间，对个人和小微企业的补贴和免息贷款的发放。除此之外，可能还要辅助性的关注非经济金融领域内的矛盾和摩擦，比如国家间的贸易战，这事关汇率升贬；地缘政治冲突，这事关市场恐慌；大流行病的冲击，这事关社会稳定。总之如以前我们所言：现代全球复杂的局势，已经将央行塑造为一个庞大的“金融利维坦”，它在极力维护经济金融世界稳定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不稳定。这取决于它能否促使政策恢复正常化，从而继续让市场发挥出决定性作用。
4、从当前央行的处境来看，货币政策要想回归正常化面临重重困境。而解决问题的根本不在货币政策层面，而在全球经济能否重启真实增长——货币金融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应该相反。因此一切问题的解决之道仍然是回到发展，只有实体经济发展起来才能为货币政策的退出提供“软着陆”的空间。但是如果仍然在货币和债务驱动的框架内，这就是一个“蛋生鸡鸡生蛋”的循环论证：没有宽松的货币哪来增长。因此，要想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就必须跳出央行和货币政策的框架，将结构性的目标从货币政策框架内剥离出来。对中国来说，也就是将原本交给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任务，比如支持小微和民企，交给改革深化领导小组。因为社会和民企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制度贫困的问题。
正文逻辑：
1、全球经济陷入到“日本化”的泥潭
2、债务经济负重前行和货币政策的“歧路”
3、货币政策无法破解经济的长期增长难题
4、后新冠期中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开启
5、结语与展望
正文
货币政策的目标变得日趋复杂，承载了较大的压力，并且在不断的突破经典货币理论框架，现代货币理论MMT的争议尚存，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却更加紧迫。全球经济进入到下行的周期并非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受到的突然冲击，疫情只是进一步放大了潜在的经济增长困境以及过去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风险。从时间轴来看，全球经济遭遇的挑战自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充分体现出来，当时的美欧等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均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释放流动性解决了眼前的困难，然而这种“大水漫灌”的货币超发和另类的“债务型经济”成为了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
经济的增长不取决于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短期的甚至超乎寻常的经济刺激方案只能延缓经济衰退，对于未来的复苏或许并没有产生更大的作用。值得警惕的是，发达经济体的财政货币政策脱离了宏观经济基本面，大量的资金无法到达生产企业和私人部门，反而提高了股市的“疯狂”，这种严重的背离现象反映了量化宽松政策的副作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曾在前新冠时期有过热议，缩表和去杠杆是最明显的标志，新冠疫情的发生则改变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轨迹，且超出了原有的货币政策框架。这种路径依赖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解决市场流动性、缓解企业财务问题以及支持家庭恢复生活，但是这种效果正在被复杂的经济形势所削弱，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操作逐步演变为一种债务型经济。
我们应从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中得到的启发有三点：一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有边界，边际效用递减的机制发挥作用，防止货币超发转而实施货币政策直达工具，以及结构性的精准导向符合中国经济的现状；二是全球经济“日本化”并非结果，而是一种现象，最终需要依靠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减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经济和社会、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应植根于改革的进程之中；三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需要厘清，财政政策的积极意义是建立在“开源节流”的基础上之上的，财政预算制度、财税改革等比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更加切合实际。如何回归货币政策正常化以及何时回归变得扑朔迷离，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越来越狭窄，取得的效果越来越弱，而付出的代价则越来越大，这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货币政策正常化回归的症结。
一、全球经济陷入到“日本化”的泥潭
反思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是许多经济学家专注的课题，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日裔美籍经济学家辜朝明，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日本政府经济顾问，也是最早参与日本五年经济计划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尽管日本最终成功地维持了GDP，但政府却延长了经济衰退的时间，因为它在经济一开始复苏就一再采取赤字削减政策，尽管私营部门仍在努力修复其资产负债表。由此导致的间歇性经济疲软带来了“日本化”一词的诞生。近二十年的日本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经历了从价格型目标（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到数量型目标（基础货币规模）再到价格型（长短期目标利率水平）的变迁。
日本经济具有非常典型的特征，其所经历的包括货币政策崩溃、房地产泡沫以及人口老龄化危机等问题几乎都能在现当代国家和地区有所体现。2016年，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特·奥布莱恩发表了题为《世界经济正在日本化》的文章，他指出，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因为世界经济正转向日本模式。“日本化”的特征表现为“三低三高”并存的经济常态：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日本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持续发酵，将央行的职能进一步放大，超出了传统中央银行的功能，回归正常化不再是日本央行的决策，而是多方博弈的“道场”。
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济体开始步入到一个“日本化”的发展阶段，欧洲和美国都有体现。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无一例外均陷入到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的陷阱，依靠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遭遇到了巨大的困局，后新冠时期的经济复苏变得愈发困难，解决的办法如果仍然是货币政策的依赖，那么实体经济的停滞将成为“常态化”。当前，欧元区的、日本以及美国等运用了非常广泛的货币政策工具，然而却只能推高资产价格，却无法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支持，需求不足和投资预期下降造成的信心挫败已经表明，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十分黯淡。
《复盘》这本书的案例和数据资料是非常庞杂的，不仅需要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知识，还需要对各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问题有着比较清晰的理解。作者的每个章节中会特别谈到日本的大量经济政策，包括90年代的财政刺激政策、货币政策等，这些政策有积极的层面，也有消极的结果，对此，作者进行了辩证分析。一方面是肯定了日本在90年代采取的财政刺激政策，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较强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对美国和欧洲国家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进行了批评，包括扭曲操作的一些负面效果。
货币宽松的政策初衷往往非常美好，现实却表现出残酷的一面。我们应该看到，货币政策的目标除了维持流动性和信用体系，并不能解决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相反，货币的宽信用和宽松模式将股市泡沫推向了新的高度，上市公司的经营现状与股价呈现出严重的背离，助长了资本市场的投机。新冠疫情的发生见证了货币政策的“无底线”，货币政策与政府债务管理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成为了未来货币政策正常化回归的前提。各国央行均在新冠疫情期间采取了一些非常规措施，如何退出充满了争议性。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经济复苏的可能性在降低，伴随着地缘政治冲突、新冠病毒疫情扩散和全球贸易的“逆流”，货币政策的可持续性受到了严重挑战。
辜朝明认为，量化宽松政策实质上政府干预市场的价格，扭曲的操作只提供了有限的经济增长，包括三个层面的负面效应：一是通过平稳收益曲线挤压了银行收益；二是使十年期国债交易变得更难看清；三是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和扭曲操作转移了对财政政策的注意力。从当前美国政府的政策取向来看，可以发现作者的预见性非常有现实参考价值。《复盘》这本书中对于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持有比较乐观的预期，作者认为财政支出阻止了经济崩溃，资产负债表衰退中经济的自我纠正机制发挥了作用。
这位经济学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和全球化的宿命》等，这些书关注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一些实证案例，对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作出了前瞻性的判断。《复盘：一个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另类解读》这本书延续了作者前两部专著的一些分析方法，在经过多年的观察和印证过程中，作者对于西方经济的现状有了更具预见性的分析，并且成为少数几位预见到西方发展困境的经济学家之一，这位经济学家的严谨研究在本书的诸多章节和案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与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盲目乐观不同，作者的谨慎评估具有现实批判性。
辜朝明长期跟踪研究资产负债表理论和实证案例，对于过去十年的货币政策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并在《复盘：一个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另类解读》这本书中第一章即将资产负债表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厘清了资产负债表的一些基本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当前资产负债表的衰退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结合了资产负债表衰退政策应对的经典案例，对于我们辩证地认识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具有启发性。第二章开始，作者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弊病和风险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作者认为没有资金需求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财政政策应发挥重要作用，并与货币政策进行有效配合，“缩表”的决策选择更加关键。
从第三章开始，这本书的讨论针对美国、日本、欧元区和中国进行了实证案例研究，从不同国家和地区面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现状、挑战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为日本首相经济与银行问题咨询顾问的辜朝明对于日本的财政、货币和经济政策通晓，因此作者在这本书中的主线是日本近三十年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和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从经验和案例上理解本书的核心观点有很大的帮助。事实上，我们在讨论各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时已经开始有了更多的批判性思维，不再是过去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保有天然的好感，而是谨慎采取量化宽松政策，避免再一次的金融与经济危机。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随意扩大央行货币政策的功能和作用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从传统的中央银行职能来看，保持市场的流动性和维持信用，并且提供更加便捷、低成本的信贷资金等，“最后贷款人”是央行的基本功能。但是，目前央行的货币政策有了更多的操作空间，美联储充当了新冠疫情期间的“全球最后贷款人”，通过互换机制为其他央行提供美元流动性支持，发达经济体的优势不言而喻。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则遭遇到了更多的阻力，包括汇率贬值的负效应、外资的流出等。央行被赋予了更多的角色（如交易商），购买债券、提供外汇流动性等将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扩容，突破合理范围的干预措施最终会损害央行的声誉，并加剧央行的信用风险。
二、债务经济负重前行和货币政策的“歧路”
当前的全球经济进入到一个“债务型经济”的循环，并且持续扩张。从国际金融研究协会（IIF）最新的数据统计来看，截止2019年底，全球公共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的债务总规模达255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比重为322%，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就增加了87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在经历了短暂的“缩表”后即开启了扩张的周期，特别是近几年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黯淡，遭遇到中美贸易战和“逆全球化”的多重打击，资产价格呈现出非常态的起伏。应对债务危机的低利率和负利率政策暂缓了经济疲软的态势，但是这种模式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本书中，作者提到了GDP和通货膨胀受到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刺激，而不是货币基础，这也就解释了量化宽松政策并未必然带来经济复苏的迹象，反而推高了股价和通胀指标。日本自90年代便经历着严重的低利率、低增长和低通胀的问题，土地和股票价格的暴跌造成了财富的破坏，资产泡沫破裂后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财政刺激计划最终挽救了日本经济，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并给予消费信心。作者对于外界的批评进行了有力回击，他认为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推动了经济安全前景，避免毁灭性的生活水平下降。
我们面对新冠病毒疫情这样全球性的“大流行病”的冲击时，单一的货币政策已经到了一种效用极限，即使美联储采取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经济增长的前景依然需要穿过层层迷雾，并且在疫情的防控失败与较为漫长的疫苗研发过程中变得脆弱。从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较4月份报告下调1.9个百分点。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打击超出预期，经济复苏更加困难。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已到了临界点，那么能否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有效的衔接，达到二者互相促进的循环意义？财政的扩张和货币政策的宽松并非最佳组合，而是在应对危机时，中央银行的功能更加突出，配合财政政策，竭力恢复市场信心。
目前，各个国家均在财政与货币政策上进行发力，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很有必要，一方面是提振投资与市场信心，稳定经济增长预期，给予更多的家庭、企业等资金支持，减缓经济衰退导致的收入下滑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投入大量的资金完善疫情防控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和医疗事业。辜朝明在《复盘：一个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另类解读》这本书中分析了日本应对经济衰退的案例，他认为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尽早并充分地采取财政刺激可以让最终的赤字最小化。如果财政刺激成功稳定经济，私人收入将会稳定，私营部门可以用部分收入来偿还债务，从而使资产负债表完成修复。
受新冠疫情影响，欧盟今年二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11.8%，欧盟GDP环比下滑11.4%。这是自1995年欧盟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大经济降幅。与2019年同期相比，今年二季度欧元区和欧盟GDP分别下降14.7%和13.9%，也是1995年以来最大降幅。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GDP分别环比下滑3.7%和3.3%，同比下降3.2%和2.7%。未来。如何摆脱增速持续放缓的颓势，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局限性，欧盟面临的最大难题。我们知道，负利率政策能够激活一定的投资需求，缓解资金紧张的问题，但是长期的负利率并非正常化的货币政策，不仅将侵蚀未来增长的潜能，而且重创金融部门的能动性。
《大衰退年代》这本书中提到，日本的货币政策和货币供应在日本大衰退期间完全依赖于日本政府的财政政策。自1998年起，日本私营企业专注于偿债，使得政府部门成为唯一的借贷方。政府借贷的增加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相应上升，加强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因此，辜朝明得出结论，财政政策是日本货币供应量规模的决定性因素。财政政策的长期主义和货币政策的短期主义配合的确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复苏，解决了当下的困难，但是财政政策的基础在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消费需求和投资积极性。如果宏观经济的不平等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则会陷入到低利率、低增长和高通胀的周期。
正如《复盘：一个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另类解读》这本书所指出的，许多国家面临资产负债表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作者的观点是首先解决资产负债表问题，然后再向结构性问题转移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可以认为，在面临当前经济增长困难的现实环境下，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是确保经济恢复性增长的前提，保就业和保民生是当务之急。通过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稳杠杆”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解决经济长期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是顶层设计的政策方向。
三、货币政策无法破解经济的长期增长难题
美联储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采取了直接购买公司债的举措，这些资金却流入了资本市场，为支撑股市的“泡沫”必然会激化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从近期的争论可见一斑，美欧股市大幅下挫后不断走强，与美欧当前面临的严峻疫情形势和复工复产的现实并不相符，这种严重的背离反映了美欧发达经济体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美国大量企业的盈利状况并不好，股市涨势存在不合理，短期的V型复苏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盲目的乐观会让美国经济遭遇新的挑战。应当注意的是，美国的高债务水平、严重的失业率以及过度的金融化等问题仍较为复杂，特别是美国政府的民粹主义倾向和国内种族歧视等都会对未来的经济复苏构成巨大的威胁。
欧洲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一边是疫情的严峻形势，叠加债务危机的阴影，特别是美欧贸易战的风险正在累积，一边是欧盟内部巨大的分歧，英国“脱欧”和统一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实施变得困难重重。欧洲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复苏始终比较困难，相继出现了希腊债务危机、意大利与西班牙等国的“内乱”等，对欧元区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作者认为，欧元区需要理解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并通过有力的财政政策修复资产负债表，鼓励处于衰退的国家实施财政刺激政策，对本国和国外政府债券使用不同的风险权重，减少政府债券市场的顺周期性和不稳定性资本流动。
日本央行从2013年初开始实施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并于2016年初推出负利率政策。低利率和负利率政策的副作用显然不适用于正处于中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一则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韧劲，二季度成为极少数恢复性增长的经济体，二是结构性改革和“双循环”体系将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处于上升期的中国经济需要稳定的利率水平支撑。作者也在本书中对日本央行有批评，日本央行试图通过大量购买政府债券来提高通胀率的做法非常危险，经济最终复苏时会掉入量化宽松的陷阱。与作者预期相同的是，新冠病毒疫情造成了日本经济史无前例的“衰退”，抹掉了“安倍经济学”的所有增长，“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是其著名的“三支箭”，生产率低下和人口老龄化的拖累并未得到解决，经济增速也未能明显提速。
美欧等国的经济本身具有“脱实向虚”和产业“空心化”的弊端，债务周期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动摇西方民主制度的信心，这与长期以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依赖于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贫富差距扩大化、诱发企业杠杆加剧等密切相关。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面临的压力也不小，一方面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低迷的困扰，国内市场内需不强，通货紧缩的难题始终无法完全被打破；另一方面是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成本巨大，而且周期较长，短期内无法实现日元资产的增值效应。货币政策正常化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无疑是“釜底抽薪”，如果脱离了宏观经济的基本面，退出宽松政策的难度更大，最终各国央行面临的是严重的道德风险。
辜朝明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对疫情大流行最适当的经济政策是政府向私人部门提供充足的“生存资金”，而央行则帮助为由此产生的赤字提供货币融资。一旦疫情结束，央行则可以使货币政策正常化，与此同时，私人部门则可以重建储蓄，并通过必要的金融监管以遏制通胀风险。但是，从美国以及部分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情况来看，疫情的冲击波在持续扩散，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的预期高涨，货币政策的“日本化”到底能够走多久是一个未知数。现实的情况是，欧洲正在进入到日本的这种发展逻辑，疫情的爆发则激活了通胀上升的通道，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掩盖了经济衰退的预期，市场的剧烈波动显示出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经济长期低迷或许将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常态。
“日本化”的经济形态成为了普遍现象，辜朝明肯定了经济刺激政策的积极意义，也预示着单纯的货币政策是无法完成其他政策目标的，财政、税收和产业政策等需要配合，最终的效果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内因—投资信心、消费需求和就业率。数据显示，二季度日本资本支出较上年同期下降11.3%，创2010年一季度以来最大跌幅；二季度制造业业务支出同比减少9.7%，一季度为下滑5.3%。国内生产总值初值显示，日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年率下降27.8%，创下历史纪录。事实证明，日本央行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在此次疫情当中未能发挥更多的作用，局限性愈加明显。全球经济的“日本化”倾向值得警惕，后新冠期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是未来必须解决的问题。
讨论货币政策的正常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回归中央银行的功能，肯定货币政策的意义，而是将中央银行的目标进一步清晰，突破央行职能的现象和行为最终都会带来“外溢效应”。2008年金融危机时，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采取了“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最终大量的资金淤积在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资金空转、脱实向虚的问题承压，为后来经济的预期下降和债务危机埋下了伏笔。新冠疫情的发生打破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显著提升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成本，结构性的改革措施提升日程。中国央行率先表明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目标，即重回中长期趋于中性的操作模式，坚持货币政策的灵活中性，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对于日本、欧洲央行和美联储而言，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道路则变得更加曲折。
过去近十年，货币政策饱受诟病，一边是货币超发，给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却流入到了股市、楼市和其他投机领域，制造资产泡沫，在虚假的繁荣中抬升宏观经济杠杆率，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住户均落入“流动性陷阱”；另一边是货币政策的反复无常，极易受到各方利益集团的干扰，独立性面临严峻挑战，而央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并不能缓释债务型经济的风险。各国采取的刺激政策将债务水平大幅拉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截至7月，仅仅是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已经上升至全球GDP的128%，这个数字在1946年一度达到124%。财政预算逼近极限后，债务经济的失衡状态很容易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货币政策的脆弱性不言而喻。
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回归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课题，从数年前启动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回归的共识，到后来美联储的缩表，最后到扩表，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则将货币政策“打回原形”。通过货币政策解决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以及财政问题成为了央行的多重角色与功能，在模糊的界限下，真正应该关注的实体经济发展、制造业、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等则变得边缘化，资本市场的财富增值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抑制了内需的扩张，最终制约经济增长。因此，与其争论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不如从制度层面解决民众的关切，控制疫情的扩散，恢复生产和生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打破市场要素流通不畅的限制，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才能走出疫情的“阴霾”。
四、后疫情期中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开启
作为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是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出现的，作者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和判断有非常宏观的视角，显示出作者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观察和实证分析。在本书中，作者认为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施了迅速有力的财政刺激计划，公共工程支出快速上升，政府不断发出的订单促使经济快速增长，抵消了国内资产负债表问题和出口放缓的不利影响，提振了国内信心。恢复性增长的措施逐步精细化，要素市场机制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和《民法典》的颁布都具有深远意义，在不平衡的发展中解决国内自身的问题对于宏观经济更具有现实意义。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经济政策上有非常成功的经验，包括前期推行的定向降准和再贷款政策，通过针对性的货币宽松政策给予疫情防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更大的支持力度，两次针对中小银行的定向降准以及引导LPR利率的下行，促进实体经济复工复产。在今年“两会”期间确立了适当提升赤字率和发行特别国债的计划，并提前下达了地方政府专项债计划，并结合减税降负的措施一并解决经济下行期企业的债务问题，引导商业银行让利实体经济，以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保持稳定的运转，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强有力的逆周期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中国货币政策没有紧跟欧美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大规模降息的操作，并且在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等进行了精准设计，包括定向降准、LPR定价机制和货币政策直达工具，保持结构性的宽松和逆周期调节机制，为后期货币政策正常化预留了空间。人民银行二季度发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首次提及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三大功能：一是建立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机制；二是建立优化金融机构信贷的“报销”机制，通过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的资金，采取部分或全部报销的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三是发挥利率引导作用，通过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引导作用，加强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有效引导，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央行行长易纲在《经济研究》发表《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一文，他特别提到，正是基于对通过债务过快扩张推动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的判断，决策者强调，不搞强刺激，在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央行货币政策保持了独立性，并且在全球央行开启量化宽松和负利率政策的氛围下，央行坚持“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实施定向降准、LPR机制和人民银行再贷款等重要举措，为支持宏观经济恢复性增长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同时及时预防了财政货币化的倾向。
辜朝明剖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和未来的一些挑战，包括产能过剩和收入不平等，房地产价格泡沫和老龄化危机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增大。同时，在中国的腐败问题和法律不完善的问题等不确定性因素必须加以解决，重视公共基础设施，包括公共医疗、教育、港口和道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上等进行必要投资，促进增长率的提升。从目前中国提出的一系列顶层设计战略和改革措施来看，对内全面依法治国、深化改革以及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等提升日程，对外开放步伐显著加快，这将有助于营造更加稳定和平的发展环境。破解“日本化”难题需要顶层设计，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谓是题中之义。
五、结语与展望
长期来看，全球经济的“日本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许多过去的发达经济体包括“亚洲四小龙”等均开始出现经济增长低迷、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且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和全球经济的不平等在新冠病毒疫情当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发生或许只是货币、财政政策副作用的一部分，民粹主义和民主制度的“无序”才是制度层面的危机根源。一个奇特的景象在于，越是危机的时刻，资本的力量越发雄厚，如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互联网公司的股价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这种价值的背离显然不符合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初衷。货币政策的非常态反映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困境。
要解决增长困境，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包括根除决策的短视问题、坚定改革的决心，不断完善自身的制度，以改革释放增长动力。我们应该清晰地了解，西方民主制度和经济模式具有很大的缺陷，包括制造的贫富差距过大、高度依赖债务和赤字以及过度金融化等，造成“脱实向虚”和制造业空心化，只能通过转嫁矛盾和资本输出解决问题，贻害全球。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价值观导向，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生存发展以及家庭、社会的切身利益紧密关联。纵观当前的“剧变时代”，我们正在经历的是货币政策的批判与反思，坚守货币政策的价值观，应看到货币政策本身的边界和效用，而不是无限扩张。
身处危机时代，任何的一项决策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通常需要很多年的观察才能真正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因此，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一系列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以及负利率政策等，这些不同的工具箱揭示了当前经济增长的复杂性，任何单一的政策都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央行被赋予了过多的角色，也不可避免承担着声誉、信用和道德风险，如何平衡央行的职能是保持其独立性的重要方面。在讨论货币政策正常化回归的同时，不妨重新界定中央银行的职能、定位和目标，既要认识到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同时也应看到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可以预见，短期内全球经济V型复苏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赤字货币化的浪潮终究会被淹没在债务型经济的洪流之中，稳定的增长、技术创新、制度性改革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是中国经济保持独一无二的增长趋势的重要驱动。当然，“双循环”体系的转变会面临很多的困难，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处于不确定性增加的周期，国内的结构性改革进入到“深水区”，这需要加大国内经济政策的协调性，激发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的活力，创设更加公平、市场化的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为“双循环”积累更多有利条件。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要义在于“把钱花在刀刃上”，回到实体经济，而且“不能把钱变毛了”，维持合理的流动性和币值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