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双循环的真义

　　

　　在新冠、脱钩之后，2020年的第三个高频关键词出现了——双循环。

　　“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长期问题，持久战角度，新发展格局。可见双循环不只着眼眼前，还着眼明年开始的“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双循环不只针对美国对中国一直不停的强硬出牌，而是针对全球化大变局下“中国往何处去”的方向。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波恐慌。先是疫情在中国首先爆发的那段时间，关于海外订单锐减、外向型企业纷纷倒闭的恐慌；接着是关于外资会将在中国的供应链移走的恐慌；最后是美国对华为、TikTok封禁，并将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纳入“实体清单”、不准向它们转让技术的恐慌。这三波压力次第袭来，再加上疫情本身的社会隔离效应，让2020年成为中国人多年来最为焦虑的一年。

　　在此时刻提出的双循环，是不是中国走向未来的钥匙、药方、火炬？

　　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透彻地理解。

　　最近几个月，我去了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的多座城市和企业调研，发现危与机是并存的，事在人为，只要不断在事上而不是嘴上磨练，心就会定。我们不能决定外部环境，但可以在外部的约束条件下，安身立命，尽量做好。

　　中国人往往比谁走的都快，关键是要走对方向。

　　结合调研和初步研究，我对双循环有如下一些看法。

　　1、双循环代表了中国螺旋式上升的新发展方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开放和经济现代化的新版本。

　　2、双循环绝不是也绝不应该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而是内外打通、内外融通、内外促进。

　　3、双循环的驱动力，既是中国内部大市场的规模，完善有力的生产配套体系；更是市场化改革的力量和对内对外开放的力量。

　　4、双循环的关键不是内外问题，而是循环问题，是要继续推动一切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公平地流动，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激发全社会的创新精神。

　　与其说双循环是对外部压力的一种回应，不如说是中国经济的一次重大超越。

　　循环意味着流动，内部流动，外部流动，内外之间流动。

　　循环、流动、互动，这背后的经济学道理就是分工合作。分工合作让交易双方都受益。

　　任何一个经济体，其实都处在内外交融的循环之中，只是循环程度不同而已。

　　能不能不参与分工与合作？能，但那是效率很低、民生福祉很差的经济。在统制经济下，人们是简单生存，不是美好生活。

　　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美国又对中国频频施压，现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大不了不玩了”、“自己照样可以过好”的情绪。这种情绪的产生有合理性，但并不理性。

　　如果不参与国际循环，纯粹自给自足，中国的日子肯定没有今天好。

　　举两方面的例子说明。

　　一是资源的角度。2019年中国从国外进口了10.69亿吨铁矿砂，对外依存度超过80%；进口了5.06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达72%；进口了9656万吨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44%；中国的锂、钴矿石对外依存度约70%；大豆对外依存度约86%；中国还进口了210.8万吨猪肉和165.9万吨牛肉，虽然对外依存度不高，但增长幅度很高。2019年猪肉进口的增幅是75%，牛肉进口的增幅是60%。这都说明，我们很多方面的资源条件很薄弱，离不开国际循环。

　　有人说，中国不是有很多铁矿石吗？是，中国的铁矿石储量排名世界第四，占全球储量的12.35%，不算少。问题是中国的矿石含铁品位平均只有34.3%，基本全是贫矿石，要经过选矿富集后才能使用，而选矿过程成本很高，中国的铁矿选矿成本是世界三大铁矿石企业的两到三倍。进口更划算。

　　二是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角度，中国也离不开世界。

　　据海关数据，2019年中国进口了3040亿美元芯片，预计2020年仍将进口3000亿美元以上。工信部前部长苗圩曾指出，我国大多数装备研发设计水平较低，试验检测手段不足，关键共性技术缺失，底层技术的“黑匣子”尚未突破，一些关键产品也很难通过逆向工程实现自主设计、研发和创新；很多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如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虽然大部分设备实现了国产化，但15%的关键零部件还依靠进口。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许志远的研究显示，在移动通信和软件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巨大。

　　先看移动通信，在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DSP（数字信号处理）、AD/DA（模数-数模转换）、射频收发、功放、低噪放、驱动放大器这7个方面，全球排名前5的公司没有中国的；在滤波器、天线、基站设备这3个方面全球Top5有多家中国公司，其中华为在天线和基站设备上位居第一。

　　再看软件，在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存储管理、虚拟化、安全软件、ERP、CRM、办公软件这9个方面，全球Top5公司中没有一家中国的；在桌面OS、手机OS、云OS、物联网OS、IP核、EDA、CAD、CAE这8个方面，中国公司也很薄弱，只是在桌面OS上基于Linux进行二次开发，在手机OS、物联网OS和EAD方面有所布局。

　　最近还看到仪器设备方面的一份报告。美国《化学与工程》杂志公布的全球科学仪器公司Top20名单，8家是美国公司，7家是欧洲的，5家是日本的。中国企业在高端光学显微镜、透射式电镜生产方面几乎是空白。据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统计，2015年至2017年我国显微镜年均进口5万台左右，年均出口220万台-300万台之间，但出口金额远低于进口金额，说明单台产品的出口价远远低于进口产品。

　　前不久我请教工业富联（601138.SH）的一位高管，在工业互联网方面中国和国外的差距表现在哪里？他说，不是设备，不是模具，是高端工业软件、高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以及工业网络协议等等。

　　我参观过多家中国的智能手机企业的生产线，其中的关键设备（如贴片机）基本依赖进口。

　　一旦离开国际循环，中国不少产业将难以转动，甚至失灵停摆。

　　其实，如果仔细回顾一下共和国的经济史，中国一直没有放弃过加入国际循环的努力，尽管中间遭遇过这样那样的封锁与曲折。

　　【五十年代】

　　1952年9月，周恩来到苏联谈判，后来确定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大部分项目在“一五”、“二五”时期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实现了一次飞跃；

　　“一五”期间，中国需要进口橡胶、化肥、钢材、机械、沥青等大量建设材料，但进口需要外汇。为了创汇，1957年4月25日，中国各外贸公司联合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外国客商请进来。交易会每年春秋举办两次，这就是广交会。

　　【六十年代】

　　1960年初，中苏关系交恶后，聂荣臻向中央提出在苏联中止技术援助后的应对措施，周恩来批示：“凡可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买不到的，应另行设法搞到。”

　　中央和国务院成立了成套设备进口五人小组，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先后同日本、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的厂商签订了15项代表当时世界石化工业水平的成套设备进口合同，1964年至1966年交齐，1965年至1967年底陆续建成和投入生产。

　　从1963年6月与日本签订第一个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随后几年里，中国从9个西方国家引进了84项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其中引进的2100台尖端技术及重点国防工程配套用仪器，对“两弹一星”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七十年代】

　　1971年11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1973年国家计委在《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项目。

　　通过设备引进，中国生产出了大量尿素，这是1979到1984年农业连续5年增产的原因之一。1981年南京烷基苯厂建成投产，结束了买肥皂要票的历史，洗衣粉可以敞开供应；化纤设备进来后，纺织品供应上来了，实行了几十年的布票取消了。

　　中国走出“文革”、回到经济建设正轨后，开始掀起新的引进高潮。1978年12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公报这一天，中国最大的引进项目宝钢在上海吴淞口举行动工典礼，打下第一根桩。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似乎是在说明，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和世界先进生产力联系在一起。

　　1980年代之后，中国和国际循环之间紧密相依。改革开放42年，特别是1992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与国际间的循环更加顺畅，更加浩大。中国一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跟着样板上路”，也就是发达经济体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

　　回顾整个历史，凡是我们和国际循环基本脱离的时间，就会生出很多自己折腾自己、内耗内斗内乱的时间。

　　前几天，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我写了一篇文章，经济学家巴曙松看后说：“写深圳不能不提香港，那么多地方开放，为什么深圳最成功？”确实如此，深圳也包括珠三角很多城市，改革开放之初都是“以港为师”的，不仅因为香港先进，而且因为香港是连接世界、进入一个更大的国际循环的中转站。

　　曾任深圳市副市长的唐杰最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深圳最初的工业化是“投资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今天看很低端，但正是借助 “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深圳成功嵌入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

　　“三来一补”给深圳带来了什么？唐杰说，一是合约意识，一切按合同，有问题找市场而不是市长；二是需求和产品多样化，越来越多产品在深圳装配，产业链最初就是这么来的；三是了解外部市场，知道了品牌的重要性，当具备大规模生产实力之后，深圳的企业也开始创造品牌。

　　所以深圳能有今天，一个根本原因是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全球分工体系，被这个体系中的先进力量和国际市场所带动和塑造。通俗地说，就是“你跟谁在一起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深圳今天能形成发达的、高度细分的、复杂的网络化分工体系，和国际品牌商、贸易商、零售商、外资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最近我在看《回到现场：亲历上海实业十三年》一书，作者蔡来兴从1995年到2008年担任上实集团的董事长。他受命担任董事长后了解到，李嘉诚的公司一年赚的钱比上海一年的财政收入还要多，于是组织班子研究，发现世界大企业高速成长的奥秘，是在产品经营基础上大力开展资产经营。1996年5月30日，上实控股在香港上市，此后通过重大资产注入，在短短一年时间内从境内外资本市场募集过百亿港元，相当于当年上海124家A股上市公司募资的总量。上海实业不仅为上海源源不断地募集了急需的建设资金，在深化国企改革、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培养优秀人才等方面也贡献良多。这本书让我体会到，上海当年的发展也和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对接息息相关。

　　眺望中国的各个区域，可以清晰地看到，凡是有强烈的国际循环助推的地方，经济活力、营商环境、企业家水平、官员素质就会更高。因为国际循环是全球化的，是有国际标准要求的，是要进行全球竞争的。和国际循环在一起，能开眼界，长知识，悟门道，强素质，优环境，水涨船高。

　　正是通过国际循环，促进了中国的国内循环，强大了我们的市场，提升了我们的能力。国内经济体大了，强了，就有可能成为新形势下的发展主体了。

　　前面说了，中国离不开世界，离不开国际循环。反过来，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而且越来越离不开。

　　因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有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如高铁运营里程占全球的70%）；有成熟的配套体系；有不断改进的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中国有全世界最广泛和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所以中国能给世界带来机会和利益。

　　就在脱钩之声不绝与耳之时，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随着最近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在美国上市，中国三大造车新势力（还有蔚来）已经齐聚美国资本市场。贝壳找房网的上市也非常成功。今年已经有20多家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

　　1-7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769.8亿美元，同比下降2.3%，而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将下降近40%。相比起来，中国仍是外资的热土。如果以人民币计算，1-7月中国实际使用的外资还增长了0.5%。

　　据商务部统计，今年1-7月外商在华新设企业18838家，其中日本新设企业415家，美国860家，韩国849家，新加坡584家，英国296家，德国245家。一些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投资的大项目（如巴斯夫、埃克森美孚、荷兰皇家壳牌）正在推进中。

　　很多跨国公司都表示，不会迁移在中国的产能。除了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的性价比高，还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大市场，像苹果、耐克、乐高、宝马、奔驰等在中国的生产，很大部分是要在本地销售的。

　　一个总体的趋势，不是中国和世界脱轨（脱钩只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调整），而是更大的挂钩。

　　中国的商品出口在全球的商品出口中的份额还在增加（14%左右），这说明了中国制造的价值；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不断增加（如欧莱雅上半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8%，特斯拉二季度在中国的收入增长一倍），这说明了中国市场的价值；外资在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持有量的上升，证明了中国潜力的价值。即使在疫情和中美关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数据，上半年中国仍然完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上半年对应目标的45%，同时正在加速从美国采购能源品（如石油）。

　　因为中国具有生产和市场的双优势，所以中国在“走出去”和“引进来”两个方面都有竞争力、吸引力。

　　该应对的应对，该反制的反制。但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思想清理好。

　　1、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早已是内中有外（国内市场国际化），内外交融，内外一体。两个大局其实是一个统一的大局，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也是同一个大循环。

　　2、加入国际循环就要按国际规则办事，不断提升企业的合规经营、竞争中性的水平，如此才能更好地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最近撰文说：“你太小的时候，出门搭大人的便车，别人不在意，也不会认为你占了便宜，不会认为不公平，但当你长大了，块头大了，别人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你出门就得自己打车或自己开车，至少你出门是要付出代价，这样才显得公平。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改变我出门的旧习惯不是坏事，反而对自己也是好事，不然我就走不远了。”）

　　3、循环就是让一切经济要素开放流动，公平流动。如果当年沿袭国营外贸公司对外贸业务的垄断，中国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在国际循环中的作用。1999年民企可以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入世”后中国外贸才一飞冲天，到2015年民企的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外资企业。

　　今天要促进国内大循环，一定要给所有经济主体平等的待遇、产业进入的公平，一定要打破国内市场上的各种阻碍要素流通的显性和隐形障碍。各行各业都要学习移动支付那样的便捷、普惠与通畅，而不是在区域之间、所有制之间、城乡之间、身份之间、部门之间、设置那么多带有歧视性的阻碍，金融、教育、医疗、内容与传播、数据服务等领域尤甚。

　　4、要促进双循环，中国还要更大力度地开放市场和行业准入，更好地包容与服务国际经济要素流入中国，扎根中国，由此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水平。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从最根本上说，是中国经济要有高度的法治化，稳定可预期，并能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兼具宽度、深度、安全、流动性的市场服务。

　　5、中国自身要更加开放，对周边和国际也要更加开放，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都要积极合作；要努力建立双向互动的各种区域化经贸合作关系，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6、要使国内大循环成为主体，就要通过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法治化、科学化，让经济效率提高，回报提高，可支配收入提高，如此才能提振消费。

　　最后的结论是：

　　不是因为“内”就有机会，是因为“循环”和“以外促内”，以开放促市场化改革，中国才有新机会。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要素流动是不是自主循环了？要素价格是不是由市场决定了？要素配置是不是高效公平了？企业家精神是不是更有保障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不是不断降低了？

　　市场化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引领了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今天，我们需要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将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推向新阶段，新纪元。只要我们自己不给自己设卡设限，谁都卡不住我们的脖子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