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推进制度整合 大力发展企业年金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董登新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承担了较重的养老负担，应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进行制度整合、减轻企业缴费负担。我国家庭理财模式应从过去的“短炒、赚快钱”逐渐转向以养老为目标的全生命周期、长期投资模式。

　　未来，我国养老产业大有可为，发展空间巨大。但专业护理人员的短缺及专业护理质量的低下，仍是制约养老院发展的最大因素。同时，应推动养老行业统一标准落地实施。

　　减轻企业缴费负担

　　中国证券报：我国近年来出现人口老龄化趋势，养老问题凸显，在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方面，可以借鉴发达经济体的哪些先进经验？

　　董登新：西方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通常做法大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定位是“底线保障”，而非“充分保障”，主要目的是防止老年贫困，这使得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替代率较低，财政压力较小。然而，在我国，人们过度依赖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这使得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从一开始就被界定为“充分保障”，“第一支柱”被迫承担了较重的养老负担。

　　二是欧美发达国家已构建了协调、平衡发展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它们拥有庞大的第二、三支柱私人养老金储备。以美国为例，美国3亿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结余不足3万亿美元，而美国第二、三支柱私人养老金储备规模却高达32万亿美元。然而，目前我国14亿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结余约为6万亿元，而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余额仅为1.8万亿元。

　　三是欧美发达国家目前男女退休年龄已统一至65岁以上。比如，美国男女退休年龄早在1935年就确定为65岁，目前为66岁，2027年将延长至67岁。这不但延长了工作缴费年限，而且缩短了养老金支付年限。相比之下，我国目前仍采用1951年的退休年龄标准：女特种工45岁，女工人50岁，女干部55岁，男性60岁。

　　四是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正常年限一般维持在30年以上。比如，美国为35年，有利于增大公共养老金积累，均衡代际负担。在我国，由于最低缴费年限只有15年，容易导致道德风险，部分参保人在缴费满15年就中断缴费或停止缴费。尽管我国设立了“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但效果一般。

　　中国证券报：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发展较慢，症结在哪儿？如何提高企业的积极性？

　　董登新：早在1991年我国就提出构建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但至今为止，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仍呈现“第一支柱独大”“第二、三支柱弱小”格局。尤其是第二支柱中的企业年金发展严重滞后、规模狭小，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第一支柱的高缴费率、高替代率，挤压了第二支柱发展的制度空间。尽管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总缴费率已从过去的28%降至目前的24%，但企业缴费负担仍然偏高。

　　二是企业年金退休提取的较高税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提高参加者的积极性。目前我国提取企业年金必须按综合所得执行7级超额累进税率，而且没有起征点和免征额，没有6项扣除，就直接将企业年金提取额完全作为应纳税所得额。也就是说，企业年金提取的个人所得税高于工薪所得税。

　　三是我国传统的薪酬体系及人才激励机制看重现金工资、对福利重视程度不够。

　　因此，我国要大力发展企业年金。首先，要进行制度整合、减轻企业缴费负担。比如，将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可从16%进一步降至12%，并将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三金合一”，打造高起点、中国版401(K)计划，做大做强第二支柱养老金储备；其次，降低企业年金提取税负；最后，要加大职工福利宣传，鼓励人才竞争。

　　家庭理财应转向长期投资模式

　　中国证券报：个人养老金产品由于收益率低等问题吸引力并不强，应如何进行改善和优化？

　　董登新：个人养老金产品属于养老保障体系第三支柱，它是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低收入时期，人们习惯于银行存款，尚无养老保障意识；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我国家庭理财模式必须转型升级。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完全依赖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财政压力较大。按照养老保障三方分担原则，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也应进入家庭理财的资产配置中来。因此，我国家庭理财模式应从过去的“短炒、赚快钱”逐渐转向以养老为目标的全生命周期、长期投资模式。

　　同时，应该让专业人做专业事。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开发大量公募类、权益类、长期理财产品，充分满足家庭或个人股权投资及长期投资的理财需要；另一方面，引导股民通过购买公募基金、资管产品、个人养老金间接参与股市投资，这样有利于A股“去散户化”，进而做大做强机构投资者和长期投资者群体。

　　此外，应大力发展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一方面要加大国民养老教育与家庭理财导向；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产品研发及业务创新上，要将养老功能充分融入金融产品，大力开发公募类、股权类、长期投资(理财)产品，将更多家庭财富转化为私人养老金储备。

　　推动养老业统一标准落地实施

　　中国证券报：在人口老龄化预期下，未来养老产业会迎来哪些风口？

　　董登新：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突破2.5亿人，从养老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2.5亿老年人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这是养老产业发展的巨大商机。从老年消费品需求来看，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医是最基本需求，作为提供专属产品的企业，如何通过产品与服务创新，更加人性化地满足老年人的需要，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方面日本、德国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从老年专业护理需求来看，养老产业大有可为，发展空间巨大。目前我国大约有2.5万家养老院，其中，床位数不足100张的养老院高达2万多家，占比近一半；床位在500张以上的养老院仅500多家。

　　从硬件方面来看，建立一家养老院没有太大困难，但专业护理人员的短缺及专业护理质量的低下，仍是制约养老院发展的最大因素。

　　目前，在高端养老领域已取得一定成效。不过，在中低端养老院尚未形成知名度高的连锁大品牌，养老行业统一标准落地实施仍存在不少问题。

　　中国证券报：随着人口结构的演变，将利好A股市场的哪些板块？

　　董登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人口结构不再年轻，但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国消费结构正在转型升级。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纵深，是我国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最大商机。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除了硬核高科技，国内大品牌、大宗消费品将成为A股市场最受关注的投资板块。比如，家庭与社区智慧养老、人工智能、医养结合及相关养老服务、线上教育、线上办公等。

　　金融机构要抓住市场机遇，加大公募类、股权类、长期类投资产品(包括个人养老金产品)开发，适当引导个人及家庭理财走向以养老为目标的长期积累、长期投资的模式，加速推进A股“去散户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