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格斯智库：有趣的经济学——移民就业为何受疫情拖累？
导言
2020疫情下的美国劳动力市场正遭受重创，恶化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如何影响美国移民的就业处境，是一个颇为社会关注的问题。本周将解读由哈佛著名劳动经济学家George J. Borjas 及Hugh Cassidy于2020年5月发表在NBER的最新研究。该研究发现新冠大流行对移民群体特别是移民男性就业有更严重的影响，而部分原因可追溯为移民和本地人工种的可移动性差异。
原文标题：The Adverse Effect of the COVID-19 Labor MarketShock on Immigrant （COVID-19劳动力市场冲击对移民就业的不利影响）
作者：George J. Borjas和Hugh Cassidy
发表期刊：NBER （2020）
作者：蒙格斯智库 黄守媛
研究背景
2020年2月末COVID-19开始在美国境内爆发，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相继采取“暂停”经济活动的措施，以隔离病毒的进一步传播。经济封锁对就业层面的影响可谓波及甚广，截止2020年4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美国失业率已攀升至14.7%，突破大萧条之后的历史最高水平。本论文将专门研究劳动力市场冲击对特定移民人群和本地居民产生的不同程度影响。
数据及描述
通过“综合公共使用微数据系列平台（IPUMS）”下载获取“美国人口普查（CPS）”每月基本数据，研究对象限定在年龄在18到64岁之间，没有在学校注册，没有在军队服役的群体。
1.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就业率趋势
（1）大流行前（2019年），移民男性的就业率高于本地男性，移民女性的就业率低于本地女性，移民与本地群体的变化趋势保持平行；
（2）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移民男性就业率下滑曲线相比本地男性更加陡峭；4月起移民男性的就业率反低于本地男性；5月疫情转缓，经济有所复苏，就业率开始上升，但移民男性的就业率依然低于本地男性。
2.分解就业率的核心趋势
将就业率的逐月变量按照等式（1）分解为再失业概率lt和再就业概率ft的加权平均，再考察2020年1月~5月期间lt和ft的趋势变动。
观察结果：
（1）在新冠大流行之前，移民和本地男性的再失业概率lt变动幅度相当；新冠大流行之后，移民男性再失业概率远高于本地男性；
（2）新冠大流行之前，移民男性找到新工作的概率ft高于本地男性；新冠大流行之后，移民男性找到新工作的概率ft大幅降低，而本地男性的下降幅度较小；此外本地男性在5月找到新工作的概率要快于移民男性；
（3）移民女性失去工作的概率lt也受疫情影响大幅上升，且略高于本地女性；此外移民女性再就业的概率ft也比本地女性更低，疫情更是加大了这种差异。
3.编制职业“可移动指数”
论文使用了四个职业特征来进行“可移动指数”的编制：1）员工使用电子邮件的频率；2）工人使用电话的频率；3）与计算机交互的重要性；4）分析数据或信息的重要性。使用“主成分分析”将这四个指标分解成一个单独的指数，再重新进行加权，得到一个标准的正态分布。指数越高，工作的可移动性越强。研究根据职业的指数值将其分为三大类：高可移性、中等可移性和低可移性。
观察结果：
在新冠大流行之前，低可移动性职业的失业率稍微低一些。在2020年3月，低可移动性工作的失业率峰值远远高于中或高可移动职业。而移民不太可能从事远距离工作，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在流感大流行期间，移民遭受的失业远比本地人多。
回归分析
研究方法：
本节使用了2019年1月至2020年5月CPS基本月度文件的汇总数据，以探究为何大流行对本地人和移民就业趋势的影响存在差异。通过构建以下的回归方程进行分析：
其中p代表为“大流行期间”的月份（p=0,2月前；p=1,2020年2月；p=2,3月；p=3, 4月）；yit（=1，i在【t~t+1】期间失去了工作；=0，反之）；θt是月份的固定效应；γp是大流行的固定效应；Mip指代是否为移民；Xit指代社会经济和工作性质属性；ε为扰动项。
回归结果：
1.再失业率
移民男性及女性的再失业概率随疫情发展显著升高；工作可移动指数的加入让这种关系变得不明显，可以推测是由于疫情造成不可移动工作的失业概率大幅上升，而移民更多从事不可移动的工作，从而造成移民失业概率更高。
2.非法移民的再失业概率
非法移民男性再失业概率受疫情影响大幅上升，非法移民女性的再失业概率受疫情影响不显著。
研究总结
1. 新冠大流行期间移民男性特别是非法移民男性的失业率会远远高于平均水平，移民男性长期拥有的惯有雇佣优势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完全反转。
2. 利用CPS月度数据的面板性质，可以跟踪不同时期下特定人群的雇佣机会。发现移民男性和女性在2020年1月到4月之间的失业率显著上升，找到新工作的概率也显著下降。此外，2020年4月到5月的恢复期间，移民男性找到新工作的概率依然低于本地男性。
3. 研究查明了新冠大流行对移民群体就业有更严重影响的起因，并非由于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社会经济特征的巨大差异所导致，部分可追溯为移民和本地人工种不同。具体来说，移民通常获得线下工作机会，获得可移动执行的线上工作概率偏小，由于封锁会更多地影响实体经济活动，对可移动工作的影响有限，因而更多从事可移动工作的本地员工保住了工作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