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预期
理性预期（RationalExpectations），或者，理性预期假说，又译合理预期（RationalExpectationHypothesis）。理性预期是美国一种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因在经济分析中假定经济行为的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是合乎理性
理性预期的而得名。理性预期指针对某个经济现象（例如市场价格）进行预期的时候，如果人们是理性的，那么他们会最大限度的充分利用所得到的信息来作出行动而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因此，平均地来说，人们的预期应该是准确的。
所谓“预期”就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如个人、企业等)在决定其当前的行动以前，对未来的经济形势或经济变动所作的一种估计。而“理性预期”则是当人们的预期符合实际上发生的事实时的情形。很显然，公众要进行预期就离不开有关的信息，这种信息不仅包括了历史的统计资料，而且也包含对有关经济变量因果关系的判断等知识。卢卡斯指出，人们在预期即将发生的经济变动时，总是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根据已获得的所有信息，作出合理而明智的反应。理性预期学派关心的就是公众的这一反应对政府政策效力的影响，并认为政策的制定者不能无视这种影响，否则，政策的目标不仅实现不了，而且有时还会引发政府事先无法预料，事后又难以控制的局面发生。例如，1988年中国“抢购风”的形成就主要是因为公众普遍地形成了通货膨胀的预期，这种“人人预防、人人自保”的社会心理在通胀时期，就会如大堤决口一样势不可挡，于是当时制定的“价税联动方案”等价格改革措施，尚未出台便胎死腹中。这个让人记忆犹新的事件经常被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用来强调公众预期的重要性，它深刻地揭示出经济政策的效力除去政策本身应符合经济运行的实际需要以外，还必须注意到公众对经济变动的预期及其反应。
提出
理性预期理性预期的思想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J.F.穆思在《合理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针对适应性预期（Adaptiveexpectations）中的非最优特性而提出的，70年代由芝加哥大学的R.E.卢卡斯和明尼苏达大学的T.J.萨金特和N.华莱士等人作出了进一步发展，并逐渐形成理性预期学派。
例，假设在时间点t，基于信息集Ωt对下一期随机变量xt+1进行预期。最优性采用最小化Ωt的条件平均二乘法误差为基准。形式上，如果x*是最优的理性预期的话，必然地已最小化下面的损失函数，E[(xt+1−x*)2|Ωt]。对其进行简单的整理，E[(xt+1−x*)2|Ωt] 该式子的左边被x*最小化，等号右边也必然被其最小化。由于第一项与预期x*无关，因此，第二项被最小化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等于零。由此，所谓理性预期，即给定模型的变量等于其条件期待。这里假设了仅对下一期t+1的预期，事实上，这对t+j，都成立。
立场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为私营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预测的环境。因此，政策目标必须注重长期性和稳定性。政府应实施一种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稳定的货币政策，以及使预算保持基本
理性预期平衡的财政政策。可以看出，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理性预期学派与货币主义学派的主张基本相同，并无多少创见。
托宾曾明确指出：“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发现他们自己，在符合许多事实，但理论上感到还不满意的凯恩斯主义范式和理论上有吸引力的，但经验上还可疑的新古典范式两者之间，已分裂了。”布林德认为：“当卢卡斯教授改变凯恩斯先生提出的答案时，他通常地把较好答案变为更坏答案；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并非无缺点，可是比之新古典经济学却表明符合科学规律的更好要求。”他们的论断多少反映了实际情况。确实地，理性预期学派的出现，表明了保守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复活”，它企图回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自由放任”时代，让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说和“萨伊定律”通过经济主体具备完全信息的假设而指挥经济的运行。所以，理性预期学派实质上是没有弗里德曼的弗里德曼主义，它比弗里德曼还弗里德曼！
理性预期学派比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更明确地主张：政府应当公开明确地规定一种固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并应当实现财政预算平衡。他们指出：如果政府能宣布实行一种坚决降低货币增长率以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人们就会解除防范心理，不再采取防范性措施。这样，物价就会稳定，失业也不会增加，生产也不会下降。否则，人人都会运用理性预期，把经济活动中可能遭受的损失预算在内，从而形成彼此提防，使经济波动不断激化。同时，他们还指出：如果政府能够规定一种使财政预算平衡的税率，也会有助于经济的稳定。这是因为：通过减税来刺激人们去增加投资和消费是不可能的，人们的理性预期会使人们增加投资和消费的热情逐渐被抵消掉。所以，政府在财政政策方面所能做的最好努力，还是制定使预算平衡的税率。只有这样，公众才不会由于理性预期而采取各种预防性措施，政府也才能取信于民，使经济趋于稳定。理性预期学派是彻底的自由主义经济的立场。
条件理性预期理论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
理性预期①每个经济行为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也即是说，消费者把获得消费的最大效用作为行动准则，生产者把利润最大化作为行动准则，任何经济行为主体进行当前决策时所预料的未来会有的情况，总是完全准确地符合未来实际发生的情况。
②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各种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都会通过供求变动，最终使各自的供求达于均衡。此时也是处于均衡的充分就业状态，实际存在的失业仅限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及自愿失业。这种劳动的供给和需求相一致的就业量所决定的就业率被称为自然就业率。自然就业率的大小取决于一国的技术水平、风俗习惯、资源数量等，而与货币因素无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就业量常常大于或小于自然就业率，这取决于实际通货膨胀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间的差距。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就业量大于自然就业率，反之则相反。这种差距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在短期内对价格水平的误解造成的，例如，商品经营者看到自己经营的商品价格上涨，误认为是需求量增加，从而会要求更多的劳动量。但这种误解在长期中会消失，人们会看到所有商品价格都上涨，从而使劳动量恢复原有水平。因而，理性预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有使就业量等于或趋向于自然率的趋势。根据这种理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如凯恩斯主义所说的交替关系。宏观经济政策仅在具有突如其来的性质，因而使人们预期失误的条件下才会取得指望的结果。如果假定政府的政策是有规则的，人们会准确预料应有结果，从而会采取相应措施抵消政府政策的作用。
根据理性预期理论，政府应放弃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金融政策，应把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目标放在防止和减少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上，把最理想的物价水平作为其唯一的政策目标。 [1]
